访彝学专家杨甫旺教授

李金发： 杨老师可以说是我们的彝学前辈，是云南省中青年学术技术带头人的后备人才，享受云南省人民政府特殊津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评审专家，是实干派、实 力派的代表人物，目前为止已经出版专著16部（含合著），发表学术论文90余篇，其中在《宗教研究》等权威核心刊物上发表文章数十篇，其研究成果得到了学 术界的高度认可和评价。由于历史、地理等诸多因素所致，在我们国家目前的发展中，许多少数民族仍处于边缘状态，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也处于弱势地位，彝家 出个人才实属不易。那么首先请你谈下作为一个本族学者你是如何进取、奋斗和取得如此骄人成绩的？

杨甫旺： 哈哈，这是个很长的话题，我是楚雄永仁莲池乡人，1981年我十九岁，那时候恢复高考还没有几年，大家都很珍惜这个改变命运的机会，尤其很多下乡当知青的 老大哥大姐，都想通过这个机会回城。我是农村出来的也没有想得太多，就是想通过高考以后有个工作，所以我报了当时自己最喜欢的历史专业，这样我如愿以偿走 进了云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当时我们云南师大历史系系主任是中国元史专家方龄贵老先生，给我们上课的有隋唐史专家潘镛教授、东南史专家王民同教授、宗教史专 家马超群教授。那时的学术环境很好，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学习，上大学对喜欢读书的人来说确实是种享受。我在那个阶段除了史学以外我还涉及文学和哲学。因为在 读大学以前，是没有机会也不可能接触到本民族的历史文化知识的，在大学阶段，我对自己民族的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并广泛阅读和学习。就这样，也许当时的兴 趣爱好和多学科的广泛涉猎对我日后的发展奠定了一点基础吧。

王俊：你1985年大学就毕业了，大学在当时可是精英教育哦，那时候读研究生还不是很流行，本科毕业已经是很高的学历，照常说没有学历、就业等压力，什么原因让你去继续攻读硕士研究生的呢？

杨甫旺： 是的，那个时候考研究生还不热，很多人读到本科也就止步不前了，那时本科毕业就可以留在大学里教书或做学术研究。我读研究生完全是出于自己的喜好。那时我 发现云南境内主要是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各民族分布区，在漫长的历史变迁中，我认为藏缅语族内部形成了三大文化区：青藏高原是藏文化区，以高原草场畜牧型经济 和信仰藏传佛教为主要特征；云贵高原是彝语支民族文化区，以山地混合农业经济和信仰原始宗教为主要特征；而横断山脉则是这两大文化与汉文化互动形成的一条 民族走廊，普米、纳西、怒、独龙等人口较少民族就是这条被称为“藏彝民族走廊”中的族群，他们以山地耕牧经济和信仰多种宗教为特征。

藏缅语族 中属于藏语支的民族有藏族；彝语支的民族有彝族、哈尼族、傈僳族、拉枯族、纳西族、基诺族、怒族的一部分；羌语支有普米族；景颇语支有景颇族；缅语支有阿 昌族；白语支有白族；另外独龙族语言的语支未定。各民族内部不同支系之间有比较大的方言土语差别。民族间的语言关系越接近，他们在历史上的文化联系就越密 切。藏缅语族在境外主要分布在印度东北、以及尼泊尔、巴基斯坦、不丹、缅甸、泰国、越南等国家。要研究古代云南历史上各个民族的亲缘关系就避免不了对境外 的了解。所以我选择攻读云南社学科学院东南亚历史与现状专业硕士研究生。

吉木哈学：听说那个时候云南社科院东南亚历史现状研究成果丰硕，涌现出大批学者，给我们简要介绍下？

杨甫旺：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其历史可追溯到60年代初期。1963年，云南省历史研究所设立了东南亚研究组，开始对缅甸、泰国和印度支那国家的历史、民 族等问题进行系统研究，邹启宇、陈吕范、宁超、秦钦峙、朱昌利等成为东南亚研究所最早的研究人员。“文革”期间，研究工作一度陷于停顿。1972年云南省 历史研究所复所后，在以后的几年中，相继调进了黄来钧、陈科寿、谢远章、梁红奋、赵维扬、李孝骥、王文达、简佑嘉等一批熟悉东南亚历史和熟悉、精通东南亚 国家语言的研究人员，购进了一批图书资料，征订了约250种外报外刊，并且创办了不定期内刊《东南亚资料》。1976年以后，研究工作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1979年开始招收东南亚历史与现状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我是这个专业的第六届学生。

拉马文才：那毕业后你为什么不选择留在昆明或其它研究条件比较好的地方，那个时候一个硕士研究生要留昆明这类型的城市不是很难吧？

杨甫旺：1988 年研究生毕业后我留在云南社会科学院工作，那时候我爱人在楚雄，我做一番思考权衡之后还是决定回楚雄。时至今天我还是觉得自己的选择蛮合适的，对我来说是 正确的。在20多年的科学研究中楚雄是我最好的田野，我选择留在楚雄这块彝人栖息的地方做研究，楚雄也成就了我的理想。

高文：现在的很多彝族学子，包括硕士和博士，多从乡村走到城市，毕业再次面临回归乡土还是守候城市的纠结，杨教授给我们些建议?

杨甫旺： 我们的民族不仅是个农耕民族、乡土民族，还应该是个现代民族，我们不能拒绝都市化和城市化。乡土需要守候，城市也有待发展。关键要分析你自己的情况，留下 来能发展好自然可以，留不下来我们也可以回到乡土寻找发展空间。事实上，现在的交通、资讯业异常发达，足不出户也可以联通世界，地理空间对学术研究的制约 性日益减小了。

高文：请杨教授谈一下你回楚雄后为什么把你的研究从史学转向民族学呢？这中间有些什么特殊的经历吗？

杨甫旺： 1988年底我回到楚雄文化研究所，回来后我一直在思考我的学术生涯该如何规划，客观上在滇中我不能再继续东南亚历史文化的研究，因为史学研究必须要占有大量的文献文本，显然那时当地条件是不适合搞（东南亚研究），我的研究必须要和楚雄的实际需要结合。

当时赶上 了一个机会，1989年楚雄州政府和楚雄州民委为了解决长期以来彝族里颇人的族属问题从全州各部门抽调专家组成里颇问题调查委员会，我担任历史调查组的组 长。为了担负起这一职责，每天我都投入到民族学、考古学以及田野调查工作中，我的生活单调而又紧张，不敢有丝毫的懈怠。理论联系实际既促进了我的学术研 究，也使我掌握了大量的彝族文化内容，如彝文或口传的史诗、民俗、传说、民间故事、神话、彝语方言、民间信仰、生殖崇拜等。
李金发：那后来对里颇人的族属问题研究结果怎么样？

杨甫旺教 授：就语言而言，里颇语和彝语中部方言有90%的相似，但是在历史上彝族里颇支系曾经受到彝族纳苏支系土司的统治，有过矛盾和冲突。客观说，两个群体、阶 层间语言、风俗大致一样，但是由于历史的阶级矛盾原因，双方彼此敌视，互不认同。我去做调查时我告诉他们（里颇人）是一个民族，他们说不是，并告诉我说： “解放前，很多里颇人都依靠租种土司的田地来过活，要交租，土司子女结婚、出嫁里颇人要交租，土司过生日也要交租，土司生小孩也要交租，土司老爷死要交 租，土司建房子还是要交租”。他们痛恨土司，不屑与之为伍，说如果土司阶层是属于彝族，那么他们（里颇人）做其他什么族都行，就不愿做彝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