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勤恳恳治学 彝族学者杨甫旺访谈录
后来我提 出和主张自愿原则，即愿意报彝族就报彝族，愿意报其他民族的就报其他族。我把这个想法上报给楚雄州委，但是州委不敢批，直到后来云南省委书记普朝柱同志批 示了，这样，长期僵持不下的里颇问题才得到解决。所以，今天的里颇人，虽然操着同一语言，习俗一致，互为婚姻，紧密聚居，但是族籍却是多种多样，有的报为 彝族，有的报为傈僳族。 李金发：看来好像把民族内部社会发展中形成的阶级之分曲解和搞成了民族之别，这也算是新中国民族识别中的一个独特个案了。 高文： 我发现上世纪60-90年代楚雄州内的彝族人数统计值一直在摆动，一个原因就是一部分里颇人这次他报了傈僳族，下一次又觉得报成彝族划算，又报回彝族，然 后又觉得傈僳族待遇要好些，又改回。这样反反复复，族籍不仅是文化认同问题，也成为了工具性运用了，这是个很纠结的过程。 杨甫旺：我们历史调查组就是要澄清历史，尊重历史也要注意他们的心理感受。后来我从彝族研究所出来调到州党史办，后又转到州电视台，这个时候我的调查材料已经累积起很多，但当时没有多少时间去梳理这些原始调查数据。 1993 年楚雄州成立了文管所，要从全州征集文物，于是我就有机会走遍了彝区的山山水水，我下到很多的村寨，从民间的收藏家、农夫、商人、教师、矿工、毕摩手中收 回大量的文物，荒郊野岭、田边地角上是我的工作场所。本族学者做调研要便利得多，也和很多人成为了朋友。甚至有的时候还要和盗卖文物的不法份子斗智斗勇。 两年中，是我社会调查和民族学理论方法不断丰满的两年，我收获的不仅仅是文物，最重要的是那种从事民族学工作的快乐，对地方和民间文化的尊重，用现在的话 讲就是“文化相对论”和“文化多样性保护”。1995年楚雄民族博物馆建好后，我参与文物的摆放和陈列，主题元素的设计、构思，从生产用具到生活用品，从 旧石器到铁器，从婴儿用品到石棺木椁，展现出了古代楚雄栩栩如生的彝族社会历史画面。 王俊：楚雄彝族自治州博物馆是"八五"期间云南省兴建的3大博物馆之一，也是目前全国少数民族自治州中最大的综合性博物馆。杨教授劳苦功高啊！ 杨甫旺：这个时期无论是体力还是脑力劳动，对我来说强度都是比较大。从具体的调查中我获得很多宝贵的一手资料，更重要的是在长期研究中我的认识水平得到快速提高。 1995 年楚雄州博物馆建成后我才开始有时间静下心来整理我搜集的资料，这时我看到民俗学家赵国华的专著《生殖崇拜文化论》，文中举了摩梭人和木里纳西族人的一些 生殖崇拜的例子，但是我发现很多事象在我们楚雄的彝族民间中表现尤为突出，于是2003年出版了专著《彝族生殖文化论》，我边整理资料，边在《四川文物》 先后发表成几篇学术论文。四川文物是四省区文物杂志中唯一的公开刊物，当时的四川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段玉说：“《四川文物》我们都难发，你怎么接连发四 篇”。 1997年楚雄州举行40周年州庆，计划编写约九十万字的《楚雄自治州彝族辞典》，我负责编写民俗、历史、考古相关的词条约30万字，由于是辞典，应该要具备权威可靠性，因此我们对每一条词条的解释都反复核实、斟酌，慎之又慎。 我一直认为土司在民族发展和国家统一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1999年在对红河纳楼土司进行文献调查研究，并亲自到建水拜访了纳楼土司后人，写成出版了《纳楼土司世家》一书。 王俊：你是什么时候离开楚雄州博物馆的呢？ 杨甫旺：1999 年楚雄师范学院准备升本，成立了现在的地方文化研究所，为了升本他们需要多渠道引进人才，他们找到我叫我考虑下调入楚雄师院（那时叫楚雄师专），我经过了 一点时间的考虑，于2000年来到了楚雄师专，2001年更名为楚雄师范学院。从那时开始直到现在10年来我就成为楚雄师院的一名科研人员。 高文：杨老师做学问一直比较严谨，严于律己，比较低调。 杨甫旺：我认为，在研究彝族历史问题的时候一定要谨慎，涉及彝族起源时候一定要小心求证，客观、慎重。彝族在近代以来由于没有自己的学术研究队伍，在学术研究中没有发言权和话语权，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往往被他人表述，所以彝族的历史和文化有些遭到误解和曲解。 解放前， 同其他兄弟民族一样，彝族历来遭到封建反动政府和大汉族主义的压迫和歧视，彝族形象被有意丑化，元朝时的“罗罗”，在明清时期被写成了带反犬旁的“猡”、“猓”等字，似乎与禽兽同类。历史上彝族在西南地区较为强势，因而明清政府政治和文化大一统的过程中，“改土归流”对彝族的伤害比较大，如滇东北、黔西北 的彝族就遭到了封建反动政府的残酷屠剿，因而在解放前彝族的文化自卑感比较深，如语言学家马学良就曾经说，解放前的宣威彝族“以说夷语为可耻”，民族压迫 之深之重可见一斑。 解放后，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建立了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的政策，彝族人民翻身做主了。不仅汉族同志参与到彝族文化的研究中，彝族现代知识分子也开始出现， 共同推动了彝学研究事业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后，随着本民族现代文化水平的提高，知识分子的大量涌现，学术梯队成长起来了，彝族文化的研究也由他人叙述 转向了自叙。 但是，本 土、本民族学者的力量还是较为弱小，其声音往往被主流文化所淹没和忽视，有些东西我们明知道有错讹，还是不太容易纠正。但是民族自叙并不是说想怎么说就怎 么说，还是一样的要遵守学术规范和操守，甚至更加严苛，才能令人信服。目前，关于彝族的起源说，已经从“氐羌说”转为了“土著说”，“土著说”已被很多人 所接受，但是土著说里面还存在一个问题，有的学者把考古发现的“元谋人”也说成是彝族的祖先，这就有点牵强了。事实上，元谋人时代和彝族史诗以及历史记忆 中的民族认知和形成年代相距甚远。将元谋人和彝族土著说联系在一起的做法适得其反，本来土著说是已经是被多数人所认可和接受了，但是一扯上元谋人，就受到 质疑和攻击，所以连正确合理的这一部分也被抹黑和诋毁了。所以说，民族文化的研究，应该兼顾主位和客位两种视角，互为补充和校正，方能推动学术研究的健康 发展，但是毫无疑问，本民族学者应该有所作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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