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尧汉 中华彝族文化学派的缔造者

刘尧汉 中华彝族文化学派的缔造者

刘尧汉教授

      从云南楚雄的一个彝族娃成长为新中国第一个彝族教授，并入主当代中国学者最高殿堂——中国社科院，用“著作等身，桃李天下”来形容刘尧汉，还不足以道出他的独特之处。1922年，刘尧汉出生于云南省楚雄州南华县，但命运多蹇，庶出及“罗罗”的双重身份让他从小备受欺凌。就是在人生最初的逆境里，刘尧汉先师从陈独秀的表弟濮清泉先生，后师从费孝通先生，并得到一代史学泰斗范文澜、翦伯赞先生的悉心指点，经过不懈努力，终于在史学界里得窥堂奥，纵横睥睨，并由此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学派——中华彝族文化学派，为古老神秘的彝族文化占得一席之地。刘尧汉60年潜心史海钩沉，其间数次大难不死，其人生不可谓不传奇……

    1922年7月7日（旧历），刘尧汉出生在云南省南华县马街乡沙坦郎彝族村一个地主家庭。  

    六七岁时，刘尧汉在私塾里苦读古书。   

    1939年，刘尧汉升入楚雄中学。当时正值抗日关键时期，楚雄中学的师资力量很强，教师多从华北和沿海地区而来，其中历史教师濮清泉（陈独秀的表弟），学识渊博，曾留学日本和苏联，崇拜苏联的托洛茨基。刘尧汉从濮老师所讲的世界历史中受到民主进步思想影响，与他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

    1942年，刘尧汉考上了云南大学生物学系。1943年又考入由费孝通教授担任主任的社会学系，师从费老先生，潜心学习社会学。

    1945年临近寒假时，费教授特意安排刘尧汉利用寒暑假返回家乡，对本家族的历史作全面的调查了解。   

    1947年，刘尧汉从云南大学毕业后留校工作，担任社会学系助教，实现了母亲盼他“吃教书饭”的夙愿。他在担任助教期间，在民族学家杨堃教授指导下，除在昆明东郊大麻苴村和西山区大、小墨雨等彝村坚持长期社会调查外，多次利用寒暑假，重返家乡作进一步深入调查。

    到五十年代中期，刘尧汉根据对家乡彝村实地调查所获得的资料，写出了《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一个实例——云南哀牢山彝族沙村的社会经济结构在明清两代至解放前的发展过程》这份手稿，寄请史学家范文澜审阅。他与范老从未识面，但范老独具慧眼，为鼓励青年走出书斋，深入社会作实地调查，范老热情洋溢地为他写了《介绍一篇待字闺中的稿件》一文，发表在《光明日报》（1956年5月24日）“史学”专栏上，将此稿称许为“山野妙龄女郎”。范老在介绍文章里说：“我们研究古代社会发展的历史，总喜欢在画像上和《书经》、《诗经》等等中国名门老太婆或者希腊、罗马等等外国的贵族老太婆打交道，对眼前还活着的山野妙龄女郎就未免有些目不斜视，冷淡无情。事实上和死了的老太婆打交道，很难得出新的结果，和妙龄女郎打交道却可以从诸佛菩萨的种种清规戒律里解脱出来，前途大有可为。刘尧汉先生的文稿我看就是许多妙龄女郎之一，我愿意替他介绍一下，摘出‘历史轮廓’一项。借《史学》的地盘和吉士们会面。”

    1953年，刘尧汉晋升为云南大学讲师。同年3月中旬，他接到中央民族学院西南民族研究所的调动通知。赴京报到前，刘尧汉收到了时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的翦伯赞教授的信函，信中说“郭老（郭沫若）、范老和我对南诏王室的族属问题一直很重视，希望你去南诏辖境调查，留意此事”。当时，泰国在他们的教材中说南诏是泰国建立的，考虑到领土完整性，要去证实南诏到底是哪一个民族建立的。同年4月10日，刘尧汉肩负前辈的重托，为调查南诏历史及其王室族别，前往滇西巍山（南诏王故乡），走村串寨地作了大量实地调查，途经南涧、弥渡、南华、景东、双柏、新平、镇源、元江、黑江、红河、元阳等十多县。在南华县摩哈苴彝村调查时，刘尧汉借宿于一户鲁姓的彝族家里。晚上在火塘边与该家老人闲谈时，老人边谈边不经意地将其磨损的背架包拿出来整理，准备拆换重新裹扎，老人先拆去包于外部的破棕片，露出数层即将毁坏的麻布，待再拆去麻布，里面是一包字纸。刘尧汉好奇地将字纸拿过来一看，竟是一份用江绵纸写就的《哀牢夷雄列传》手稿残本，系清代贡生夏正寅写于清咸同年间（公元1851-1874年）。该手稿末尚附有哀牢山区李文学起义时的副将军张兴癸、南都督杞彩顺、副参军杞绍三个用汉字注音的父子连名宗谱。从这三份宗谱可看出他们三人都是南诏统治者蒙氏家族的后裔，并均可上溯到南诏开国君主细奴罗。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经过询问，原来土改时分得地主浮财，老人分得一口木板箱，箱里杂物中有这一卷字纸，不知上面写的是什么，因其柔软不舍丢弃，便用来做背架垫包。刘尧汉当即用一个随身带的床单与老人换取了这份残稿。这意外的收获使他惊喜不已。

    1953年9月的一天，刘尧汉从墨江县城前往该县坝溜区联珠乡彝村作调查，这次调查历时半年多，徒步行程600公里，在占有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刘尧汉写成了《南诏统治者蒙氏家族属于彝族之新证》一文，发表于《历史研究》1954年第2期（双月刊）上。这一重大成果，澄清了涉及我国领土完整的重要史实，证明了南诏确系彝族先民创立，世属中国。这一重大研究成果受到翦伯赞、范文澜等史学老前辈的赞誉，并写入大学历史教科书中一直沿用至今。

    1979年秋，刘尧汉一人先行到四川凉山州盐源县（在泸沽湖畔）进行社会调查，对这个地区彝语支摩梭人的母系制度做了全面的了解。从1953年——1980年，经过整整27年的史海钩沉，刘尧汉由讲师破格晋升为研究员。他说，那是他一生最难忘的时刻。

    从上世纪80年代以后，刘尧汉应家乡——楚雄州人民政府之邀，开始了长达二十多年的智力支边工程，创立了新中国第一个少数民族文化研究所——云南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同时创办了《彝族文化》刊物，主编了《彝族文化研究丛书》。他的代表作《文明中国的彝族十月太阳历》和《中国文明源头新探》可以看作是中华彝族文化学派的两块基石。

    首先，对于彝族天文学的实地调查。他和另外两位学者1980年就已到四川省凉山彝区着手进行调查，但觉得资料尚不扎实。1981年他们再次开展更深入的调查。同年4月26日，他们赶赴雷波县卡哈罗区麦青地彝村，查实了当地行用彝族十月历的遗俗。并将所获得的彝族传统的星座系统、星占法、十月太阳历等资料，写出《彝族天文学史》一书。其后，他在云南小凉山宁蒗彝族自治县调查补充完整，与另一学者卢央合作，出版了《文明中国的彝族十月太阳历》一书。

    另外，在实地考察中，刘尧汉发现了历史学中的一些疑点。原云南大学方国喻教授的《彝族史稿》中说：彝族是从中国西北的甘肃、青海一带来的（即彝族从西北甘肃、青海的古羌戎或氏羌南迁与金沙江土著融合的遗裔）。然而，彝族是否就像方先生所说的是从甘、青一带来的呢？刘尧汉认为这不是彝族来源问题的最终结论，他大胆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他是这样认为的，楚雄彝州元谋县1965年发掘出距今170万年的猿人门齿化石，考古学家定名为“元谋猿人”(简名“元谋人”)，它是迄今所知的除印度之外的亚洲原始的人类祖先；彝族当是留居当地的“元谋人”遗裔之一。彝族原本就是金沙江南北两侧的土著元谋人，元谋人的子孙出来不会四面八方全都迁走，元谋人也有在当地的，也有当地元谋人的子孙（包括现在的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彝族也都是从云南迁去的）。金沙江南北两侧土著彝族先民一部分向北迁达今青海、甘肃，为远古羌戎。其中一部分往西迁经新疆塔里木盆地跨越葱巅，融合于今阿富汗、土耳其先民。留居甘肃、陕西渭河(古称姜水，即羌水)者，与当地蓝田猿人遗裔融合，由之分衍为伏羲、炎帝、黄帝等等氏族部落，散布全国各地，复与北狄、东夷诸部落融合。炎帝部落往东迁达山东半岛，成为尔后受周所封的齐姜(羌)。炎、黄帝氏族部落中某些部分往东北迁徒，经西伯利亚、白令海峡入美洲大陆，成为当地的拓荒土著印第安诸氏族部落。

    美洲的土著居民印第安人是不是从云南迁去的这个问题，有一次，刘尧汉去看望导师费先生时，曾问过他能否可以写这方面的东西，费先生说是可以写的，但他对刘尧汉的想法既没肯定也没有否定。刘尧汉认为美洲的土著居民印第安人就是从中国去的，是从中国的哪个地方去的呢？是从中国的云南去的，云南也不小啊，是从云南的哪个地方去的呢？就是从云南楚雄州的元谋县去的。对于一向严谨的中国史学界，刘尧汉的这个推断真是石破天惊！

    但刘尧汉自有他的道理。美洲文明中的印第安部落玛雅人，以其十八月历著称于世。玛雅人的历法与彝历同样是一年十八个月，一个月二十日，另加五天祭祀日，全年三百六十五日。玛雅十八月历产生于距今五千年前，世界学术界多赞叹玛雅人在当时竟能创造如此准确的历法；有少数学者竟认为玛雅人的智慧高于地球人类，乃是“外星人”、是“地球上的外来户”，当地人还有说十八月历是神定的历法。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在1991之前人们还不知道中国彝族还有用十八月历情况。直到1991年，刘尧汉他们在楚雄州大姚县昙华乡丫古埂彝族村（60多户彝族）地方的彝族巫师李家才那里发现了彝族有十八月历。民国初期的二、三十年代这个地方还在用着十八月历。

    可以比较一下，楚雄州大姚县昙华乡丫古埂彝族村使用的十八月历没有具体的文字记载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只说是世世代代传承使用的。而墨西哥土著印第安氏族部落玛雅人所使用的十八月历书上记载是距今5000年前产生的。那可以推断，产生于5000多年前的玛雅人所使用的十八月历是从哪儿传过去的呢？刘尧汉认为玛雅人所使用的十八月历是从中国传过去的。它的根在哪里呢？它的根就在云南省楚雄洲大姚县昙华乡的丫古埂彝族村！那里的十八月历很不准确，而十月历是准确的，但两者可以联系在一起。刘尧汉认为彝族十八月历是彝族十月太阳历的前身。因为人类的祖先使用这些历法是经过上百代的历史，一代代地不断进行完善，最后才确定下来的。彝族和玛雅人的十八月历，在今天已无实用价值。但彝族十八月历却有很重要的科学史价值，因为有它的存在，就否定了墨西哥玛雅人十八月历在世界历法史上的惟一性，从而消除了玛雅历的神秘性。

    刘尧汉就是这样，对那些几成定论的史学问题一向坚持“大胆质疑，小心求证”科学态度。在他的辛勤耕耘下，一支彝族文化研究队伍日趋成熟，一批研究成果陆续问世，一个崭新的学派——中华彝族文化学派在中国学术界异军突起。这个以“把山野中采摘到的‘鲜果’与书斋中的‘干果’相结合，即用活史料给死史料注射新鲜血液，使其获得新的生命力”为突出特点的彝族文化学派不仅开创了中国民族史研究的新壮举，而且是中国历史学研究取得重要进展的突出标志之一。

    说到彝学的开创，不能不提到彝学的摇篮——楚雄州彝族文化研究所。楚雄州彝族文化研究所成立于上世纪80年代，从成立伊始就得到了楚雄州历任领导的支持和关心。在这里不能不提到老州长普联和，是他倡议并聘请刘尧汉去创建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从而开始大力培养彝族青年学者。刘尧汉回忆说，在当时的条件下，普联和州长在人力、物力上尽量给予了最大的支持。十多年后，在楚雄州现任州长夜礼斌的一贯支持下，研究所出版了大量的彝族文化研究成果。由刘尧汉主编的《彝族文化研究丛书》（作者按：至2001年这套丛书已经公开出版了40部），还于2001年7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重庆厅举行了隆重的首发式暨研讨会，此举将彝学引入了一个更高的高度，从而兴起了彝学的热潮。同时，楚雄州领导听取了刘尧汉关于建造一座彝族十月太阳历文化公园，并将其建成世界历法公园的建议，建成了中国彝族十月太阳历文化园，这是楚雄历任州领导重视保存、发扬彝族传统文化的最好写照。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因为刘尧汉在开创彝学方面的独特建树，1990年，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将他选入《国际名人录》第十一卷；1997年9月9日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的“东方之子”栏目对刘尧汉的学术成就进行了专题报道；同年10月刘尧汉被评为“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99年11月中央电视三台在《古老的村庄和今天的歌谣》专题片中，报道了他对彝族十月太阳历的实地调查情况；2000年7月，中央电视四台在《走进文明源头》专题中，报道了他对彝族十月太阳历的研究成果；由他主编的《彝族文化研究丛书》正在源源不断的出版……

    冬去春来，几度花开花落，刘尧汉先生已是白发皓首，步入了耄耋之年。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虽已82岁高龄，但他为彝学事业锲而不舍的精神仍不减当年，并坚守严谨治学的初衷，指导彝族中青年学者进行实地调查，在彝区山巅深谷中寻求“山野妙龄女郎”。看来，刘尧汉先生与“山野妙龄女郎”是缘定今生了。

    荣誉：

      1990年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将刘尧汉选入《国际名人录》第十一卷；

    1997年9月9日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的“东方之子”栏目对刘尧汉的学术成就进行了专题报道；同年10月刘尧汉被评为“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1999年11月中央电视三台在《古老的村庄和今天的歌谣》专题片中，报道了他对彝族十月太阳历的实地调查情况；

    2000年7月，中央电视四台在《走进文明源头》专题中，报道了他对彝族十月太阳历的研究成果；

    2001年7月，由刘尧汉主编的《彝族文化研究丛书》（作者按：至2001年这套丛书已经公开出版了40部），2001年7月10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重庆厅举行了隆重的首发式暨研讨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