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众多彝文古籍中，《西南彝志》堪称最为著名的一部，被誉为“彝族古代百科全书”。这部彝文古籍以其字数最多、卷数最长、体量最大、内容最丰富而闻名，是目前发现的篇幅最长的彝文历史文献巨著，至今未有其他彝文古籍能与之匹敌。 《西南彝志》彝文本名“哎哺啥额”，直译为“影形气态”，也可译为“天地气象”“乾坤气象”，书名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1957年，该书被发现并首次翻译，译者罗国义、王兴友先生与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的专家商定其汉译名为《西南彝志》，这一译名较为准确地反映了该书历史与方志的性质。从1957年至1966年，两位翻译家花费10年时间完成了首译工作，采用“四行加注”法，将全书分为26卷。1982年，贵州省民族研究所与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联合选译的《西南彝志选》汉字五言诗歌本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使更多读者得以了解这部彝文史籍。1988年至2015年，王运权、王世举先生基于初译本编译的13册26卷《西南彝志》“四行加注”本陆续由贵州民族出版社公开出版。2016年，贵州民族出版社又出版了以历史内容为主的彝汉文对照《西南彝志》（选本）。 《西南彝志》的编纂者，传说为贵州古代水西地区阿哲土司辖区内热卧土目家的一位“摩史”（司宣诵及外交事务的官员），人称“热卧摩史”，其名字为“益果那埃拔”。据考证，这部史书成书于康熙三年（1664年）吴三桂剿水西之后至雍正七年（1729年）黔西北地区全部改土归流之前。热卧摩史在75岁时完成了这部史书的编纂。现存的抄本是大方县三元乡陈朝光先生的祖辈凭借与热卧摩史的姻亲关系，以80两银子的代价借来抄录并精心保存下来的。原书已无法找到，而这一珍贵抄本在1959年被中央民族访问团发现后，作为国庆十周年献礼献给国家，现保存于国家民族文化宫中国民族图书馆。该馆藏本长49.1cm，宽31cm，每页14行，每行约38个字，共688页，每页约530个彝文字，总计约37万字。2008年，该书入选第一批全国古籍珍贵名录，编号为02349。现存抄本为8大册，其页面之大在彝文史籍中极为罕见。全书以彝族传统五言诗句写成，兼具高历史价值与文学价值。 《西南彝志》以彝族历史记述为核心，同时涵盖了西南地区彝族古代生产、生活、风俗、物产等方面的内容。从初译者分卷情况来看，第一卷至第十二卷主要记载宇宙生成、万物起源、人类出现以及彝族古代历史；第十三卷至第二十六卷则侧重于西南彝族古代风土人情和山川风物，志的特征较为明显。选本将其主要内容分为创世志、谱牒志、地理志、天文志、人文志、经济志六个方面，虽不能完全涵盖全书内容，但基本反映了其主要部分。 在宇宙生成论方面，《西南彝志》提出了独特的观点。它认为宇宙最初是“大空空，大虚虚”，随后出现了“啥”（气）和“额”（态），接着是“哎”（影）和“哺”（形），进而产生了“尼”（青）与“能”（红），代表阴与阳、女与男。青清的“啥”上升为天，红浊的“额”下降为地，哎与哺相交合，产生了万物和人类，以及宇宙间的一切事物。这种宇宙生成论蕴含着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与上帝造人、女娲造人等观念截然不同。 在记述彝族历史的方法上，《西南彝志》也别具一格。它通过记录彝族古代统治阶级的谱牒，将谱牒作为历史之“经”，并在其中重要人物的世系上挂上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事物作为“纬”，以此编纂彝族古代历史。据记载，从彝族始祖希米遮到六祖之父笃慕时代，共传承了360代。笃慕在洪水泛滥时躲避于乌蒙山区的洛尼白，娶三妻生六子，即彝族六祖武、乍、糯、恒、布、默。其中，默系的谱系记载最为完整，尤其是默德实一支，即贵州水西土司安氏的先祖。从勿阿纳开创基业，到妥阿哲建立罗甸国，再到奢香进京、吴三桂进剿水西等，均有详细记述。此外，云南南诏的兴衰、四川恒部后裔的发展、明末奢崇明反明、贵州播州杨应龙被削平时水西土司参与平叛等事件也均有记载。 《西南彝志》还对天下十二片区域、西南彝族地区的山川地理、山脉形势、江河分布等进行了详细记述，包括水西境内一些木濯官员的辖地。书中探讨了天象变化、年月日时的划分、自然现象的产生等，并从彝族传统文化角度研究了四象、五行、八卦、天干、地支等，得出了与汉族传统文化不同的观点。此外，书中还记述了12种禾苗的来历、荞麦的栽培与用途、谷仓和铁锅的制作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书中用两卷篇幅记述了彝族对骏马的喜爱、选择、配种、养育、比赛等，以及各种马的命名和对名马的追求，这些内容为清代贵州巡抚田雯在《黔书》中记述“水西马”和“乌蒙马”提供了历史渊源。书中还有大量人文方面的记述，如文与史的诗篇、竹书探源、君臣毕摩的来历、哎哺歌师找对手、孝子武色吞等，以及常见、常用事物的起源、来历、功用，甚至牛、马、狗等动物的记录。此外，书中还记载了彝族与其他西南地区族群以及中央政权之间的关系，是研究西南民族关系史、国家统一历程等的宝贵第一手资料，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西南彝志》对于研究彝族古代创世思想、天文、历法、政治、军事、宗教、文化等方面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书中篇幅最大的是对彝族古代各地、各支系的君长、大臣、著名土司、土目和大姓的谱牒记录，充分体现了彝族治史以谱牒为经脉、政治史为主、社会史为辅、注重本源探索和家族传承的特点。 众多著名专家如费孝通、杨成志、丁文江、林耀华、马学良等都曾到西南彝族地区进行调查研究，接触过大量彝文古籍，并为国家收集、整理、翻译、介绍这些古籍。丁文江编纂、罗文笔翻译的《爨文丛刻》（甲编）于1936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产生了巨大影响，被日本学者视为“彝学走向世界的标志”。有专家指出，若要清晰地编写中国西南的历史，就必须深入研究彝族及其丰富的彝文古籍，尤其是像《西南彝志》这样的历史文献。直到2015年，《西南彝志》才全部重新编译完成并公开出版。这部彝文历史巨著的全面出版，不仅为外界揭开了彝族古代文明的神秘面纱，更对中国西南历史的编写和研究产生了划时代的意义。它不仅是一部民族文化的瑰宝，更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重要见证。《西南彝志》的传承与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化我们对彝族历史文化的理解，也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智慧和启示。在未来的研究中，《西南彝志》将继续发挥其不可替代的作用，为民族学、历史学、文化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提供丰富的素材和新的视角，推动我们对西南地区多民族共生共荣历史的深入探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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