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我布摩家族的历史，据族内资深老人口述，本族于东川起族，雍正八年1730年因逃避战乱举家迁徙在云南省昭通地区稻田坝一带进住三年（即入住乌蒙府），乃当地有名的世家，由于家族兴盛，势力逐步向整个昭通地区扩张，大有掌控昭通地区的趋势。也正是由此引起昭通官场和恶势力的重视，为了防止我布摩家族声势扩张，地方官场与恶势力暗中勾结，对我族形成夹击之势，从起初的抑制转为镇压，大规模残害和驱赶我族。短短数年，我族在英勇反抗中付出惨痛代价，在仔细分析敌我情况后，决定率族迁徙。为了布摩大量人才和典籍不落入敌人之手，家族果断决定将拥有布摩经验掌管布摩典籍的这个特殊群体作为重点保护的对象首先撤离，众多部族为了我老布摩祖先安全逃离而英勇牺牲。在历经千辛万苦，我祖先一家三兄弟摔布摩典籍逃至今天的彝良县奎香乡寸田村境内（措基口）。就在此时，在三兄弟中排行第二的祖先的妻子（祖先婆）突然临产，惶惶恐恐的三兄弟被迫暂居。产后的祖先一家不宜长途奔波继续迁徙，在分析是否迁徙和往何处迁徙等问题的讨论上，兄弟三人的意见开始不合，常常争论得面红耳赤，最终闹分离，作为长子且有丰富布摩经验的又掌管大量布摩典籍老大强行分走与布摩行业相关的书籍、道具和马匹粮食等装备，并说不甘心被驱逐，要东山再起重回昭通老家，摔族内几个亲戚长工欣然离去，…...幺儿老三天生诚恳、憨厚老实，至始至终都不与两个哥哥作口舌之争，由于在昭通老三主要负责家族农耕和后勤补给工作只拿走手中农耕、厨灶等几件家具，往今天镇雄一带迁徙；作为暂居寸田的祖先老二，继承余下少许布摩书籍和锅碗瓢盆，决定定居此地，他们本本分分：日出而作，日落而归，生儿育女，世代繁衍。不知过了几载（此时的老祖先老二已经仙逝），也正是家族由衰落转向兴盛之时，寸田一带却接二连三地发生大旱和瘟疫，粮食绝收，大多数人饿死、病死，原祖先一大家族人濒临灭绝。为了我布摩家族的生存，情急之中，老祖先的后人们带领仅余的家人再次踏上迁徙之路。几经辗转，他们最终来到今贵州省赫章河镇乡恒底村中寨组，看上这里土地相当肥沃，资源相对丰富，位于一小山坡上也便于驱逐野兽、防洪防震，决定再次安家置业。安居后，他们不断与周边彝胞和各兄弟民族相互交流，家族也渐渐兴旺，还主动将祖传的布摩事业发扬起来，在当地颇有名气，深受人们爱戴。民国以后，由于社会的不断发展、思想不断解放，加上家族人数增多，人们不再局限于简单的生存发展，因此有一部分搬家至河镇境内法冲村营脚组，形成了今天的上白摩和下白摩之分。

      今天的上下白摩，经历新中国成立、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科学发展观、新农村建设等一系列发展历程，家庭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物质方面解决了温饱问题且正向着小康发展;在精神上不再是追求单一的心里满足而是上升到彝族布摩文化与当今世界文化潮流的接轨问题上来。特别是在回忆起文化大革命时，家族内的老人们仍然心有余悸，文化大革命期间，外来文化的进入，彝族文化难免受到一些影响。四人帮赤倮倮地反对和禁止彝族文化，把彝族文化被视为“封资修”的东西而加以禁止使用；把彝族文化传承人的布摩打成牛鬼蛇神遭到批斗；布摩们亲手一笔一画写出来的书卷被强行烧毁；语言和一些习俗也受到限制，从而，彝族文化逐步消失。经历两次迁徙和文革的风风雨雨之后，我布摩家族高举团结旗帜，上下白摩团结一致、和睦相处、其乐融融，对外交往关系密切，呈现出繁荣发展的良好局面，正处于发展的鼎盛时期。目前，家族内拥有布摩（在读）、种植养殖大户、商人（主要经营羊生意）、以及小学初中高中甚至大学生等一大批人才。我白摩将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抢抓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中央2号文件的少数民族发展政策机遇，用发展的眼光辨证地继承和弘扬我彝族传统文化，为我布摩家族的伟大事业和美好明天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