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让“兹兹蒲武”回原地

                                                          应让“兹兹蒲武”回原地




                                                          陈安胤




彝族远古地名“兹兹蒲武”算是最有名的，它是彝族逝者亡灵的归属地，彝族《指路书》的作用就是将逝者亡灵指引送到兹兹蒲武。对兹兹蒲武的记载各地分别还有兹兹蒲乌、枝枝普乌、芝扑窝、兹蒲乌、支扑窝等多种。如今视现昭通市府所在地为兹兹蒲武，其实是《昭通旧志汇编》（以下称《旧志》）中《昭通志稿》（以下称《昭稿》）在二木那后子虚乌有地添加了“亦名朴窝”四字所致。现昭通市府所在地清代“改土归流”（以下称改流）前称二木那，乌蒙聚居中心天梯现称土城。《旧志》中因何原因会添加亦名朴窝，还得从昭通彝族历史说起，也得对天梯和二木那两地名作一番探查。

昭通“过山洞人”化石出土，表明 5-10 万年前昭通就有称“智人”的人类活动，昭通、鲁甸（以下称昭鲁）坝子中有古人类遗址多处，其中已认定的马厂、野石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距今近 4000 年。战国时杜宇的六个儿子以昭鲁坝子为中心向四方繁衍，称六祖分支。彝族《指路书》中有经“四鲁望”将逝者灵魂送到兹兹蒲武，“鲁望即是现今鲁甸县”。 ① 杜宇极像是鲁望氏族兴旺时人，兹兹蒲武也极像是鲁望氏族兴旺和杜宇时代启用的地名，至唐初仍有鲁望部族。“朱提银开采冶炼，起于春秋战国，兴于汉代，隆盛于清代。” ② 西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 135 年），“置益州辖犍为郡，领朱提等 12 县，鲁甸属朱提县辖地”， ③ 后以鲁甸境内乐马厂盛产朱提银而得名的朱提道、郡、县治所泛称在昭通境内。唐时仲慕由之裔乌蒙以天梯为中心兴起，地名随人名。清代（ 1726-1731 年）云贵总督鄂尔泰在昭鲁实施“归流”，彝族惨遭诛杀和追赶，“昭通、鲁甸数百彝族寨子尽遭血洗，十寨九空”， ④ 废天梯迁至二木那。继鄂尔泰之后任张允随收拾残局，以表法外开恩敷衍朝廷，从外地引入和回迁了彝族，后昭鲁成为彝族散居区。《改流》后改乌蒙为昭通，设恩安县即昭通县（现昭阳区）的前称。“起于清乾隆四十年（ 1775 ）” ⑤ 的《恩安县志稿》（以下称恩稿）《改流》 44 年后开始编撰，历史背景虽然复杂，但文中还是按地域流变记载。《改流》 148 年后“迄于癸亥（ 1923 年）秋全书告成”， ⑥ 历史大抵延用《恩稿》内容，却在“二木那”后面添加了“亦名朴窝”。

天梯，是乌蒙强盛时的聚居中心，有说天梯是因彝族人逝后多为焚尸火化，灰烟像云气一样顺着梯子上天，预示兴旺。“改流”前昭鲁已经有汉族人，主居族群仍然是彝族，地名也定延续彝语的占多，剥离昭通历史的推理不一定适理。当然，从朱提银出山始有汉文化逐渐融入，如今昭鲁兼融了汉彝文化带砥（或梯）的地名也不少，经查大多数是汉彝语混合地名。如“江底”， 前一个汉字“江”为自然物体牛栏江。后一个“底”，为彝语称小平地，两者混合意为牛栏江边的一块小平地。彝语不但称地势低小的平地为砥，也可以泛称平地、人群居住地和宽大坝子，天梯看似就属汉彝语称宽大坝子地名。汉字“天”表示宽大，彝语“梯”表示平地或坝子，相信天梯就是汉彝语称一个宽大的坝子，上天梯子说应该是后人遐想乌蒙是彝族聚居中心的推理。因为除《旧志》记载为天梯外，传称和书写为砥、底、抵、迪都有。再者，乌蒙之“蒙”和彝语称天为“母”相近，在天梯西面还有一地名“乌母寨”，也是和天梯隔水相望的另一个彝族聚居地，据今昭鲁彝族仍称昭通为乌母租来看，天梯还有以下意味。一、乌母寨之“乌母”和“乌蒙”形同是不同汉字记述的一个彝语音，乌母寨极像是乌蒙迁住天梯前的聚居地，加汉字“寨”称为寨子。二、有似忌讳乌蒙（人名），以汉字“天”代替又和彝语“梯”组合成地名，既表示是乌蒙住地又是一个宽大坝子。以天梯表示是乌蒙居住的宽大坝子，比上天之说相对适理得多。

二木那，若将其看作是三个汉字难有实质意义，不知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一般都会想到它是彝语地名。将三个字连在一起用彝语去对照，各地方言虽然不同，似乎都和彝语称码头（噜勒那）接近，若二是汉字，“木那”就和以上所说两个地名天梯、乌母寨关联较大。“木”和乌蒙之“蒙”、乌母寨之“母”，就存在是不同汉字书写语音相似的同一个彝语音，“那”表示来去，将二加在前面表示来去乌母寨和天梯两地，同样蕴涵码头之意。有记载昭鲁远古是一片汪洋的海子，冠名千顷池。天梯地域特点是从北面有一山梁延伸到千顷池中央，与水域外地土相连处山梁窄小，水域中央裸露出水面的陆地宽敞平坦，天梯在宽阔平坦坝子靠南的边缘，二木那和乌母寨在天梯隔着水域的东西两面。乌母寨古时也是天梯西面隔着水域对望的彝族聚居地，从新石器晚期遗址马厂、野石到葡萄井的大路经过乌母寨。此大路是马厂、野石人群向外出走的重要大道，如今还有多处痕迹可见，此大路同时也将马厂、野石、乌母寨、葡萄井连为一个整体。二木那则是另一延伸到水域中央的一支山梁，处天梯东面，坐落于山梁延伸至水域中央的末端，与天梯也是隔水对望。到清代千顷池水虽然澈泻了许多，但仍然记载中间隔着利济河。从天梯无论到西面的乌母寨或是东面的二木那，乘船最便捷，不然就要绕行千顷池，骑马来回差不多需要一天。二木那因为也是延伸到千顷池中央的另一小型山梁，除从乌母寨、天梯经水域乘船的人群会到这里外，在千顷池边缘行走的人一般不会光顾。乌母寨、天梯、二木那之间只可乘船往来，二木那也极像是来去天梯和乌母寨之间的码头，彝语、汉彝语都蕴涵二木那是码头即应在于此。不过在兹兹蒲武很重要那个时代以船出行的频率应该极少，地名二木那的启用应该是伴随乌蒙强盛的唐代以后才逐渐形成，彝族人也应该不会在唐代以后将极赋盛名的远古地名兹兹蒲武改为二木那。

在二木那后添加“亦名朴窝”不到一百年，根源却在清代《改流》。 1726 年“巡抚云南兼总管事鄂尔泰奏请东川、乌蒙、镇雄三府改土归流，并改隶云南”。 ⑦ 对滇东北彝族聚居区实施的“改流”首先在东川完成，此后调动云贵川清军分三路逼近昭通（乌蒙），将至昭通也不敢轻举妄动。刚袭职乌蒙王一年多的禄万钟才 13 岁，政务家务全由其母和总管刘建隆（汉族）操持，其叔禄鼎坤欲袭乌蒙王不得，于 1726 年 5 月借口统兵支援犍为，从鲁甸越过牛栏江投靠清军，同年 12 月清军占领昭通。清军没有进驻天梯，而是在二木那拟建石头城，天梯也未废除。 1731 年 8 月 18 日禄鼎坤及其子禄万福反，平息禄氏叛乱后才废天梯迁二木那，此后二木那才逐渐发展成为昭通的经济文化中心。清代对乌蒙实施《改流》的战争应为两次，（ 1726-1727 年）应视其为第一次；（ 1730-1731 年）应视其为第二次。第一次战争赶走乌蒙王，第二次战争结束后在二木那拟建石头城，二木那的中心地位才逐渐形成。然而，《旧志》中《恩稿》和《昭稿》就有两段不同的记载。《恩稿》中有“明嘉靖年间，曾创土城于二木那之地，号乌蒙土府。及雍正六年归流，复创城于天梯。八年遭禄氏之变乱，平定后，仍卜址二木那建石城，得其形势，有金汤永固之庆”。 ⑧ 记载明代曾经在二木那建过土城，没有提毁弃旧址和更改地名。雍正六年（ 1728 ）归流一年多后仍以天梯为管理中心，管理机构一度还从二木那迁来天梯，即说第一次战争结束后仍一度以天梯为管理中心。八年（ 1731 ）后在明代曾在二木那建土城的基础上恢复重建行政管理中心，即说第二次战争结束后管理中心又从天梯迁到二木那，天梯才废弃。记载中并没有说毁弃旧址，也没有透泄出二木那是“朴窝”即兹兹蒲武的信息。《昭稿》中却说：“（雍正）八年八月，鲁甸土酋禄鼎坤子万福叛，杀官据城，勾引凉山蛮过江，并东川、镇雄俱各响应。总督调川黔兵及滇军进攻，十二月讨平逆党。遂废天梯土城，另建今城于二木那（亦名朴窝），易乌蒙为昭通，设恩安县，治附郭”， ⑨ 在二木那后添加的“亦名朴窝”，不知依据出自何处。《恩稿》记明代嘉靖前现昭通市府所在地就为二木那，《昭稿》虽然没有明说明代前为二木那，但也有《改流》前为二木那。前后两稿都没有说天梯是兹兹蒲武，显然也认为乌蒙强盛前有一块彝族聚居地是兹兹蒲武，只是吃不准这块地在哪里。由于《昭稿》在二木那后添加了（亦名朴窝），后有撰书者即说朴窝就是兹兹蒲武的简写，现昭通市府所在地就名正言顺地成了兹兹蒲武。吉筱林先生有一篇撰文《“马洛依曲”和“兹兹蒲武”究竟在哪里？》，文章开头即说：“在彝族远古的传说中，兹兹蒲武是一个极其有名的地方。据彝族史料《勒俄特依》记载，兹兹蒲武在彝族历史上的地位，几乎与耶路撒冷在犹太人历史上的地位差不多。《勒俄特依》说：兹兹蒲武这地方，七代宝剑在此晃，八代骏马在此骑，九代‘德古’在此讲，祖先根业在此建，子孙发达在此奠，丝俄土司在此分。……黑彝古侯曲涅在此分，白彝阿莫三子在此分。” ⑩ 说的是兹兹蒲武的重要和解释《勒俄特依》记载兹兹蒲武的地形地貌特点。中间说：“对兹兹蒲武地望之所在的考证，陈本明先生其《朱提文化论》中，首先肯定绝大部分学者的看法，即认定昭通为彝文经典所称的兹兹蒲武的所在地，再引《明统一志》、《天下郡国利病书》‘乌蒙军民府’条‘以平坦为朴窝’（城）东南一舍有朴窝，盖四望平坦也。” ⑾ （城）显然指天梯，东南一舍明指二木那，其内容主要是对《昭稿》添加“亦名朴窝”的合理性进行解释和强调，向读者传递二木那就是兹兹蒲武。后又多有撰文者就直接将昭通市府所在地视作兹兹蒲武，更有进一步发挥编造昭城东还有朴窝山，这样一来昭通市府所在地就成为名副其实的兹兹蒲武。在此也应该看到，陈本明先生“肯定绝大部分学者的看法”兹兹蒲武在昭通境内的适理性。“以平坦为朴窝”确显得十分含混，汉彝语朴和窝虽然都有平坦这层意思，但兹兹蒲武并不指整个昭鲁坝子。另“朴窝”究竟是汉语还是彝语也不清，兹兹蒲武绝对是彝语，若朴窝确实是指平坦之地，那么，朴窝就是一个不与彝族祖先相关的地名。也不知昭城东那座山是朴窝山，即便有它又和兹兹蒲武有何关系，难道兹兹蒲武还会不在昭鲁坝子中而在那座山上，转来转去就是要佐证二木那是兹兹蒲武。文章最后又说：“对兹兹蒲武、马洛依曲甚至那毁于‘改土归流’血雨腥风中的天梯土城的研究与发掘，一定对昭通历史文化的研究作出贡献。” ⑿ 好像又在说天梯才是兹兹蒲武。

《昭稿》将二木那说成兹兹蒲武还有以下不适。前已述二木那彝语和汉彝语合称地名都存在，倘若是彝语地名，天梯就应该是继二木那后的地名。为何要将有名气的地名舍弃改为二木那，那个时代改、和兹兹蒲武是否同时代、是否存在两个地名等诸多疑窦都无从解释。若是汉彝语地名，就应该晚于兹兹蒲武，明代汉文化才逐步进入昭鲁，汉彝语合称地名也应该在明代以后才会逐渐形成。彝族人性格应该不会将崇拜的地名兹兹蒲武改为二木那，也不会早前崇拜、中间仍然崇拜却要将地名改掉，清末又来恢复。昭通古为千顷池，既称千顷池定是汪洋一片的海子。据传，清代还可以从天梯、二木那乘船到海口桥，上岸翻越狭小的陡滩转乘上游船到鲁甸桃源，如今四通八达的柏油大道和田间人畜道清代后才逐步形成。兹兹蒲武那个时代，从二木那到葡萄井骑马绕行千顷池来回需要近一天，乘船需用时间也肯定不少，《勒俄特依》也没有记载出门乘船，是兹兹蒲武的二木那难道不与昭鲁坝子中其它遗址毫无联系，却要远离遗址地人群去驻扎在水域中央。唐代后因天梯、乌母寨两地二木那逐渐形成码头相对契合得多，天梯不存在是兹兹蒲武，二木那就更不是。《昭稿》中弃掉“亦名朴窝”，还是很清晰二木那不是兹兹蒲武。兹兹蒲武少说也应是近 3000 年前的彝语地名，也是彝族最古老最富盛名的地名，彝族又是昭通的土著民族，除清代被诛杀赶走外一直在昭鲁坝子中繁衍，昭鲁坝子中定还有遗址地是兹兹蒲武。

《昭稿》添加“亦名朴窝”，究其原因是《改流》时昭鲁彝族多部分被诛杀或被追赶迁往凉山，少部分迁往别地或改变了民族成分，昭鲁已是人迹稀少土地荒废的荒芜之地，清史和昭通望海楼碑记都有记载。据现今昭鲁彝族多是从东川等外地迁入，《改流》后昭鲁坝子内已没有彝族人，掩盖杀戮惨状事实真相，引入和回迁彝族当是最好的方法，也是最障后世眼球的有效选择。因为，引入和回迁彝族多数都在《改流》时被动参与了追赶乌蒙彝族的行列，引入部分较为突出。仅过 44 年编撰《恩稿》，还处于奉承“鄂公”环境中，多数人定知道兹兹蒲武的准确地点只是不便提及，编撰者则按时序用曾创、号乌蒙、复创等隐晦语句留下伏笔让后世人去推敲。撰《昭稿》时彝族逃到凉山已过 148 年，经历者已经不在世，之前虽有逃到凉山的彝族人会暗地回昭鲁寻祖，却不敢大张旗鼓地到兹兹蒲武，只能隐晦泛称到昭通，时间长了昭通就成了兹兹蒲武。引入彝族因是《改流》战争结束后远道而来，多部分也定不知道，即便有知道者也不敢提及，回迁者更不敢说，久而久之昭通就成了凉山及流落到外地彝族心目中的兹兹蒲武。几代人之后兹兹蒲武原址消失殆尽，只有言传在昭通，昭通就成为凉山及外地彝族心目中向往的兹兹蒲武。就在几十年前也曾有凉山彝族人来鲁甸寻找兹兹蒲武，曾说：“听老辈人讲兹兹蒲武在鲁甸后山”，而鲁甸惯称原县城坐落山梁后为后山，到后山一无所获，见 1954 年考定马厂、野石为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才知道鲁甸原县城对望山梁后有彝族祖先聚居地，也属鲁甸后山。凉山彝族说昭通是兹兹蒲武，本地彝族不知或不敢提具体位置，执政者仍以“逆党”看待逃到凉山彝族，政治环境不容，编撰者更不敢冒然确定，处两难之境，就以凉山和外地彝族无法确定哪里是兹兹蒲武的无奈泛称作依据顺水推舟，在二木那后添加“亦名朴窝，很勉强地意向将昭通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昭通市府所在地认定为兹兹蒲武，除此之外在二木那后添加“亦名朴窝”毫无依据，从而给后人造成了障目难辨的谎言。

昭鲁坝子中哪里才是兹兹蒲武呢？在几块遗址地中马厂遗址最据《勒俄特依》所载特点。不过，遗址处现今却是称营头，下面就来认识营头。

营头距鲁甸县城哟三公里，恰好在鲁甸原县城对望山梁后，也属鲁甸后山。 1954 年发现似古人类居住地，经省、市、县“确认为新石器时代晚期大型村落遗址……，面积哟 10 万平方米”， ⒀ 因在马厂地域内称马厂遗址。营头古时是千顷池中的一个小岛，只有一条路与水域外山地相连。小岛又是两个圆形土山，与水域外山地相连一个小，水域中又属下方一个大，形似葫芦。水域又在两圆山下方不远处形成一狭小的出水口与昭通水域相连，水域狭小处称葫芦口，形成山地葫芦和水域葫芦各向东西。彝族在远古就有崇拜葫芦习俗，居住地的选择似乎也带有崇拜葫芦色彩。营头与水域外山地相连的道路现今不过 10 米，从营头向外出行过了狭窄处即是马厂。据翻译“马厂”为彝语称驻兵地或兵营，古时这里确实也是守卫营头人群的兵弁驻扎地。马厂下方道路窄小处内就是古时营头人群向外出行的大营门，遗址就因大营门外的驻兵地得名。古时还有另一遗址野石缘千顷池边缘到葡萄井的大路也要从马厂经过，马厂实际是营头的门户要处，不但驻有兵弁还有练兵场，练兵场旁边冒出清泉，清泉下方有大堰塘，是兵弁们沐浴的地方，大堰塘早已不存在，有人还是照样称此地为大堰塘。西南面哟 1000 米处有一平坦而又宽阔的草坪，现为曹姓居多的村落，称曹家巷口，书载为马场，是过往马队小憩及马厂兵弁遛马的地方。马厂后至山顶是一不到 1000 米的马鞍型缓坡，几乎按相等距离建有三个和威宁盐仓大坟梁子相似的大土堆，昭鲁称梁堆，实为彝族向天坟。马厂遗址周边梁堆虽然已被无序挖掘，大部分属坟墓，但是也有人坚持有些是人居住所。马厂居住 80 多岁的李姓回族老人，少时目睹距马厂最近的一个梁堆被毁，他说：“里面有正屋、耳室、灰堆，还有出烟孔和被烟熏黑的砖壁，又没有尸骸怎么能说是坟墓呢？”营头西南面是一蜿蜒延伸到葡萄井的山梁，山梁上较高的山顶，只要远处有南北对应山峰，几乎每个山顶都建有梁堆，且站在一个梁堆上至少要看得到一至两个梁堆情况又能听得到声音。东北面因有宽阔水域相隔，只在葫芦口两旁山梁上可以远瞭营头，也有似哨所的人居痕迹，上方现称彭家包包，彭姓彝族家《改流》前就在此居住，还留有许多坟墓，彭家从《改流》后至今都不景气过，是极特困户，延续了近 300 年如今只有 14 人。下方山梁处现称彝人院子，因《改流》前彝人居住而得名，如今也有几户彝族，却是《改流》后及民国初年才迁入，山梁上也有为远眺营头设立哨一般留下的痕迹。南面绕行千顷池哟 3000 米、直线只有哟 1000 米便是上下野石遗址，据翻译“野石”为水源地（水井），也是省、市、县认定的古人类遗址，上下野石之间为遗址地。据探查遗址地中有窑址、凉棚，粗劣烂损陶片居多，推定是烧制土陶的劳作区。马厂和野石遗址中间位置水域中近陆地边缘有一圆形小山，称普芝噜，据翻译为彝族存放祖灵之地，古时只有一条小路到达小山顶，小路两旁有看守房，房前各有一株皂角树，犹如是右房前一株尚存长势良好。凉山寻祖灵地彝族说：“山顶有人工堆码像椅子一样背靠背的两个石头，顶部有凹坑放置祖灵牌”，据探查普芝噜也是如此。马厂、野石、普芝噜山梁后有彝族祭祀的小平地，生长有松柏树，彝语称作“土主砥”，清末彝汉族为抑制对望一赵姓人家发展，在此修建一庙宇称土主寺。营头下方 3000 米有一山梁凹处称“虎曲”街，据翻译为彝语称铁货街或铁匠街，因大路改道早在明代前就废弃，有一水井码砌叠层石头痕迹证明这里远古时是人群聚居地，民国时才有何姓汉族在此定居，如今又如街场一般。街场上下两个山湾临千顷池水域边缘，称上下“茨院”，据翻译为彝语上下田坝，如今的茨院乡就因这两片田坝得名。上茨院还有一地名“噜也偷”，彝语意为有清泉水环绕的地方，《改流》前是乌蒙禄家的另一聚居寨子，虎曲街废弃后这里成为必经之地，四面有壕沟水环绕，只有寨前一吊桥可以进入，上世纪还常在壕沟外土中刨到三角钉。据下茨院孔姓汉族讲：“远古时也是保卫营头的一个重要地点”，现为汉族刘家坟地。营头东面宽阔水域外还有彝语称松林中聚居地的“拖姑”，还有《改流》前为彝族龙家居住的龙家台子都附属围绕着营头，昭鲁坝子没有第二个像营头这样与兹兹蒲武相似的古人类遗址。

马厂遗址无遗址，遗址之地称营头，遗址之地为何要附属称马厂遗址，还得从回族入住鲁甸说起。明代有极少回族随傅友德、沐英进入鲁甸，因营头及其周边是彝族人口密集之地，回族没有到营头为中心这一区域，最早来鲁甸的回族定居龙树。清代《改流》时，云、贵总督鄂尔泰属下有一将领哈元生是回族，幕僚也多有回族，《改流》后营头及其周边也如书载一样成为荒芜之地，招募移民入住垦荒，随军回族既占优先，当政者也有平衡民族结构意向，有回族就在这一地域定居，后又从威宁上坝、下坝、蔡家地迁来一些，此后营头及周边就成为回族占多数的地域。

清代《改流》时诛杀滇东北彝族有称“改土归流战争”，也说鄂尔泰是“镇压滇东北各族人民的侩子手，欠下了滇东北人民数以万计的血债，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 ⒁ 昭鲁《改流》战争与东川、镇雄、永善等周边地域有所不同，第一次战争赶走了乌蒙王，战争在昭鲁坝子中即算结束。第二次战争的引起者，是已经被赶下台的乌蒙王之小叔禄鼎坤及其子禄万福反《改流》，清军为“讨平逆党”对彝族人的杀戮比第一次惨烈得多。战争结束后马厂下方现称营头之地成为废墟，营头及其周边彝族人群多部分死亡，“幸免者逃往四川凉山”。 ⒂ 就在马厂村落中，如今还留有三堆如汉族坟墓的土冢，其中一冢明显在一房屋垮塌的残垣内，另两冢一前一后错落在房屋残垣外。据前述那位李姓回族老人说：“李姓回族是彝族迁走多年后迁来营头的”，据几个营头人听老辈人讲，彝族离弃马厂时，有彝族老妇未及时逃走被杀死在正屋内，一男被杀死在房屋旁，另一男没有跑多远也被杀死，后房屋自然垮塌掩埋，几十年后一逃到外地禄姓彝族率家小到此垒土使之成为坟墓，又将一远处的尸骸迁来葬在房屋残垣外靠后，说房屋内墓主是房屋外墓主的上辈，并嘱咐李姓回族家帮助照看，以后年年到此上坟，有时还要在李家逗留好几天，自上世纪中叶最后一次来过就没有再来了。正因李姓回族家的照看，三冢坟墓虽在村落中仍保存完好，房屋残垣清晰可见。战争结束后营头虽有残垣破屋也无人敢进入居住，有一汉族饶姓居家随清军征讨彝族，因族人犯事被强行安置进入营头居住，别无选择的饶家也只好安分地在营头经营，祖坟也葬在营头， 2009 年因建设需要才迁走。发展至 1756 年，《改流》才过 25 年饶家家境大为改观，就在饶家发展前景看好时历史又发生不幸，回族与汉族发生械斗，书载称民族械斗。饶家为躲避战乱先后迁到龙树、新街、昭通下洒渔等地。饶家离开后回族进入营头，随即将原彝族所留残损围墙修复加固，仍以彝族居住时的马厂下方门户要处为大营门，聘夏姓汉族家在此居住看守。以彝族居住时的取水地，也可能是经葫芦口水域进入营头的后码头之地为后营门，地名营头也就从这时启用，此地的原来地名即从此消失无人知晓。如今营头全是村落住户，除夏姓汉族全为回族，还建有一座相当规模的清真寺。饶家被招募回来后营头已经入住了回族，饶家只得在大堰塘旁边的山坡处另选居住地建房。

马厂是驻兵之地，又是营头的门户要地，遗址地营头被马厂取代，原因在于营头只有一条路与外围相通，除非必须进入才会步入，《改流》后只有饶家在营头居住，几乎与外围中断二十多年，也正是汉文化在这一地域迅猛普及的二十多年，历史背景不容、汉语绕口难读又难记，谁还愿意提兹兹蒲武。马厂却与营头大不一样，古今大路都从马厂经过，历史背景虽不容提与彝族驻兵有关的马厂，但无奈过往人群要这么称，当然，也有人会意为马场，以马厂统称也还包含着如营头、大营门、小营门、大堰塘、马场等几个小地名，近 300 年来马厂保留下来就在于旁边还有地名马场。“ 1954 年云南省文物工作队到昭通普查时发现”， ⒃ 马厂地域内的营头是汉时的古人类遗址，也不知马厂是彝语称兵营，营头又在后来启用就被马厂包含，定名为马厂遗址。

遗址地营头自古以来都为彝族人聚居，必定有适合彝族人群居住特点的地名，马厂就是例证，营头不可能有这么特殊，在彝族聚居时没有地名。其次，营头和野石遗址之间还有彝族存放祖灵的圆山普芝噜，兹兹蒲武和普芝噜语音又相当接近，彝语称祖灵地和称祖先居住地是否就只存在这么一点微小区别不得而知，需要众多彝学研究者去探究，相信它们有区别出入不会很大。存放祖灵地的地名至今仍然存在，而祖先居住地没有地名，欲情欲理都说不通，地名因彝族离去而没有延续，既适情又适理。十八部彝族指路经中有十七部指向昭通，六祖分支路线图在昭通市府所在地下方标兹兹蒲武的同时，又在下方又标普芝噜，显然也有意说兹兹蒲武和普芝噜在同一地点，又畏途《旧志》中添加的亦名朴窝。普芝噜在马厂和野石两遗址中间位置俱是事实，两遗址明显是支垫十七部指路经终点的古人类聚居地，兹兹蒲武怎能会远离存放祖灵地几十里。既然彝族能够形成存放祖灵之地，说明祖灵地形成时代这里的彝族人群庞大，聚居遗址只有营头能够与之匹配，营头的地域特点也跟《勒俄特依》记载的地域特点十分一致。昭鲁及周边几百里地域内没有第二个称祖灵地为普芝噜的地名，有存放祖灵之地必定有有祖先居住之地，种种现象表明营头（马厂遗址）就是兹兹蒲武。现昭通市府所在地二木那，《改流》后逐渐发展形成行政中枢是不争的事实，是兹兹蒲武很难适理，应该让兹兹蒲武回到原地。

改革开放后彝族历史文化研究再繁荣不过，但有些研究还很不深入，如鲁望、朱提郡县探究者甚少。有些又是常常见各执一词的说法，如螳螂、江源地分歧依旧。像兹兹蒲武这样的地点是彝族形成的重要地点，也是彝族最值得骄傲的地点，无论它在哪里都属彝族人共有，只觉得误定会对历史产生误导。笔者是鲁甸彝族后裔，并非一定要将兹兹蒲武扯牵到鲁甸，也没有将兹兹蒲武归复彝族的意愿。兹兹蒲武在哪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溯清彝族历史或许有些争论会一目了然。忠实历史是每个人做人的基本准则，无意中发现以上现象，将所见所悟向世人公诸，供研究者去参考。




①、见文成端主编《乌蒙彝族指路书》， 18 页注释。

②、③见晏权“鲁甸历史探源”《朱提文史》 6 、 7 页。

④、⒂、见晏权《志鉴春秋》 352 页。

⑤、⑥、⑧、⑨见《昭通旧志汇编》（一） 5 、 102 页。

⑦、见李正清著《昭通史编年》 180 页。

⑩、⑾、⑿见吉筱林“‘马洛依曲’和‘兹兹蒲武’究竟在哪里”一文，《昭通彝族文史》下册， 654 、 655 、 657 页。

⒀ 、 ⒃、见田国亮“野石马厂遗址发掘纪实”，《朱提文史》 410 页。

⒁、见纳云“从《鄂尔泰奏疏》看鄂尔泰在滇东北的‘灭土归流’政策”，《昭通彝族文史》上册 16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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