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子书十二篇

                                                         彝子书十二篇
   

                                                              吉狄兆林


1、多少年不见的一些人

    多少年不见的一些人，人到中年以后，又将见面。这当然是件值得高兴的事情。我的心情因此比较激动。我已经很久没有这么激动过了。激动之余却也略有伤感——偏居一隅了这么多年的自己，其实就像个死守着一堆无人认领的宝贝疙瘩的保管员。我一下子赏给了自己两支叶子烟。两支叶子烟抽完，情绪才渐渐稳定了下来，然后才慢慢打开了心灵深处那个秘密仓库，翻检出一直深藏的、他们的、黄金般耀眼的青春片段，开始与他们的名字：吉狄马加、倮伍拉且、倮伍沐嘎，一一对应着。其中的吉狄马加早已名扬四海，现居遥远的青海，我与他差不多已有二十年不见；倮伍拉且也已屡获殊荣，现居州府西昌，虽然相距不过一百八十余公里，但是见面的机会也不多；而也住在州府西昌、见面机会也不多的倮伍沐嘎则无需奖赏，发表于1988年第6期《凉山文学》上的一组《原野》至今激荡我心，尤其那题记“这里不是别人的土地，对于我们却也很陌生”，坦白讲，一直是我活着、写着的思想基础。遥想当年（二十三年前），激情飞扬的我们曾经共同去到凉山最北的甘洛县，参加一个文学笔会，在笔会的联欢会上合唱过一首《心中的太阳》，约当是“山上有棵小树，山下有棵大树，我不知道那个更高……”云云。

      任职于县级机关某局的兄长吉狄祖古先我一步得到消息，心情也比我还要激动，3月10日下午，马加他们还在成都，就早早地开着车来叫我了。我们绕着满目工地的会理城跑了半圈，才把聚会的地点选定在了一个叫会宾园的农家乐，又分头通知了本地及临近的盐边县和会东县部分估计方便前来的吉狄嫫、吉狄惹。这些年来，随着马加取得的成就与日俱增，他们也都有所耳闻，都很高兴吉狄家能出这么个精彩男儿，都很珍惜这个一睹风采的机会。我说，那就按传统规矩，由本地的吉狄们各自视其家境随意凑些钱，杀头牛，尽尽地主之谊吧。祖古兄长也认为应该杀牛，但叫我不必操心费用问题；又说，马加一行此来，主要目的是考察本县的文化建设等等，县里已有热情周到的安排，他也要参加有关的汇报和接待工作。我明白他的意思，但还是坚持按我们吉狄家的传统规矩办。祖古兄长只好同意了我的意见，转而吩咐我抓紧时间联系好牛，还要求我在3月11日，在马加他们忙于公务、暂时不能前来相聚的时间里在现场负责接待好、组织好家族、考虑好聚会该怎么进行。我愉快地接受了前两项指令，但还是保留了自己的一点想法。我觉得，亲友之间的聚会，自然而然就好，刻意多了反而不妙。仗着辈分，回家的路上，几个电话，我就把买牛、杀牛、砍牛肉的人都安排好了。回到家，我翻出当年的那期《凉山文学》，又把沐嘎的组诗《原野》复习了一遍。我准备在聚会时朗诵其中的《深山》。我觉得它的结尾“呵，不走了/我们就在这里停下/点燃篝火/等待天亮”，应该可以给我们的、也将点燃篝火的聚会增加些情趣。
  
    3月11日晚上八点多，在半醉半醒（我们从中午起就开始陆续聚拢，一直在饮酒取乐）的吉狄们的热心期待中，马加他们终于真的到了。由于得到县委宣传部一位副部长以朋友身份的提醒，我提前几分种站在了门口。我看见的是一支阵容豪华的队伍，其间不乏平常时间只在地方有线电视台的新闻节目里见识过的人物。这些先生似乎都比客人们醉得深些。其中一位与马加同车的，据说是书记，据说醉得最厉害，靠在车上，好像睡着了。马加也还在车里接听一个电话。醉得似乎也不轻的祖古兄长建议我把书记扶进去。兄长的建议我一般会接受，在我身上属于乡村小学教师的部分确实也很愿意那样做；属于诗人的部分却认为私人性质的聚会，书记一类角色的存在，其实不如不存在；属于“诺苏”的部分也不支持，说的是，人家既然已经醉了，最需要的就是休息，所以还是让他休息吧。马加接完了电话。拉且也到了。沐嘎也到了。虽然时隔那么多年，源自灵魂的生命气息却依然那么熟悉、那么亲切。一切都显得那么美妙。美妙得作为主持人的我开始情难自制，滥竽充数于马加作词的《彝人之歌》、拉且作词的《美丽的杯子》等歌曲的合唱，然后又即兴演唱了一些家乡民歌，偏偏把自己原本准备的唯一节目“诗朗诵”，给忘了；也忘了请他们，以及随同他们前来的尊贵客人，喝喝酒、唱唱歌、吃吃或看看牛肉坨坨之后，再尝尝特意准备的酸菜牛肉汤和荞粑粑。

    还忘了及时向马加转述当时一直面带微笑站在火光稍暗的角落里的两个婶婶关于他的谈话。一个说他长期生活和工作在远离故土大凉山的地方，方方面面应该都很不容易；一个说他许是由于经常爬在桌上写作的缘故，背，已有些驼了。她们都只是普普通通的劳动妇女，不识文字，汉语也不太会讲，一个仅靠与丈夫一起零零碎碎地贩卖点土豆维持着一家人简单的生活；还有一个就是我儿子他妈居里嫫，她目前倒是终于有了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不过也只是个收入很低的清洁工。她们却说誉满天下且已身为国家高级干部的他很“莎莫尼”。这“莎莫尼”，汉语里似乎只有“可怜”一词词义大体相当。

2012年3月18日
   


2、蚂蚁也疯狂

       午后一点左右的阳光异常辣燥，略显疯狂。这是否是地球人类本次文明日益疯狂导致的，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我只是吉狄兆林。一个经常搂着自己睡觉的诗人。一个微不足道的乡村小学教师。今天的那会儿本来也很想睡觉，之所以不睡，也不是为了思考如此沉重的问题，而是因为还有两节课要上。这是生计。马虎一点可以。不管不顾是不行的。

       我想开开玩笑，以便那无事可做的时间打发起来容易些。我甚至想出了自己觉得挺有意思、挺好玩的一句：“这太阳，好像在晒贼。”可是进入眼帘的活物就只有一些常常被用来比喻像我这样没什么出息的人的蚂蚁。可是就连蚂蚁它们也根本就没把我放在眼里。我悲哀地观察起蚂蚁来。我发现，蚂蚁其实不可怜，其实很强大，其实也疯狂。

       我首先看见的是一只似乎失去了前进方向，或者忘记了归途的蚂蚁。它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好像在寻找，又好像在逃避。这种状态与我有几分相似。我同情了它一会儿。一会儿之后感到这份同情颇多伪善，就把目光转向了几只正忙着从洞穴里往外搬运泥土的。看样子，它们的劳动纯属自觉，自然无需量化考核，无需惩罚与奖赏。我觉得它们的生活很实在，很美好。我觉得跟它们相比，可怜的是我——我所从事的工作，很多时候就像个玩笑，当然不值一提；业余时间熬更守夜的写作，以及随之而来的那点虚名，好像也不值得自豪。

       然后看见的是一群正在拼命撕咬一只金龟子的蚂蚁。那是一只相对于它们几乎可以说“巨大”的金龟子，还活着，不过，在它们齐心协力的强大攻势下，已经甘拜下风，仰面朝天，放弃了抵抗。
最后看见的是两只同归于尽的蚂蚁。起初我还以为它们是在调情或者开玩笑。没想到它们一直咬，一直咬，咬了差不多二十分钟，就都一动不动，死了。

2012年6月12日

  

3、我们的身体

       数年前，某大学文学院的几位硕士生在导师带领下来到大凉山，要对包括我在内的似乎都有那么一点名声在外的一些彝族诗人进行采访，准备以此完成毕业论文。那时，我的身体还比较好用：吃多了，蹦蹦跳跳一会儿，就好了；喝醉了，死猪一样睡上一觉，就没事了；犁地、砍柴或者从事各种体育活动，甚至打架斗殴等，也都还将就。我们在拉布沃卓（西昌）一家宾馆见了面。大家都是一副精神抖擞的样子。闲话几句之后就进入了正题。可爱的小家伙们提前拟定了采访提纲、罗列了想问的问题。其中的一个问题是：“在你眼里，这世上什么最美？”我记得当时，看看夜幕正在降临的拉布沃卓，看看提问的漂亮姑娘，我脱口而出的回答是：“年轻女子的身体。”这回答可能过于出乎她们的意料。我看见提问的姑娘，脸红了好一会，她的同学们的“若无其事”也有些勉强。我自己倒觉得自己回答得很好，好在很真实。没想到，仅仅数年后的如今，我却已百病缠身，豪情难再，不得不感叹“岁月不饶人”了，要是再有人那样问起，真是不知如何回答了啊。
   
    2012年7月10日



4、想去会理的猪

       从寄宿的会理城专程回老家“吉狄火草儿”搜集、整理吉狄家族古老得几近失传的家谱，那一天，似乎应该算得上“有意义的一天”。我的心情因此挺不错。心情不错的我往往会变得有些轻浮。那天也一样。

       那天我通过电话，把地点指定在了靠着数年前修通的通村公路开得有个小卖部、发了点小财的侄子吉狄则且家，然后坐班车到了矮郎街，又叫了个侄子骑着摩托车来接我。摩托车进入老家地面后，尘土飞扬然而毕竟象征着现代文明、而且事实上也给村里人带来了种种好处的通村公路上，着装早已汉化，言语间也很自然地夹杂着汉话、甚至“拜拜”和“OK”的族人们正在三三两两地应约前来。我到的时候已经有好几位先到。简单招呼后，他们有些迫不及待地问我，咱们今天喝不喝酒，喝什么酒。我说，喝肯定是要喝一点的，至于喝什么嘛，我觉得这种时候喝点白酒好像要显得正式些、符合传统些。不过，有两个侄子提出喝啤酒，说是拿啤酒相互汉人样敬敬酒，要好玩些，我也没反对。我们开始各取所需，就着酒，你一言我一语地谈论起“几我”、“达差”、“莫尔”、“列则”、“阿鲁”、“叵士”等前辈，以及年代更为久远的“古伙”、“曲尼”和“笃姆”等先祖。间或也互相开几句无伤大雅的玩笑。毕竟大家平时各忙各的，相聚的机会除了婚丧嫁娶，也很难得。就在这时，正巧有几个本村吉火家族的年轻人赶着一头膘气不错的长白条猪从眼前经过，说是他们家族有个青年当天要结婚，从山下请来了汉族厨师要炒回锅肉招待客人，脸上写满一种单纯而热烈的快乐。那猪却很不听话，该转弯朝下走了，偏偏硬要拼命朝上走。而从这里朝上走，曲曲弯弯的数十公里山路之后便是花花绿绿的会理城，当年的我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走出去的。我于是轻浮地笑着随手举起相机把这情景拍了下来，随口又说了句：“它或许想去会理的吧。”

        赶猪的年轻人都是些晚辈，与我之间也都不是很熟悉，自然不好意思跟我开玩笑，只好“呵呵”地笑着，婉拒着侄儿们“干一杯”的邀请，赶着猪慢慢走远了。那会儿，我感觉我的笑，收也不回，放也放不开，比哭还难看。我忽然隐隐地有些失落，为我的家已经不在这祖传的地方，也为我的未来已经没有了悬念。

2012年7月26日



5、花脸的小母羊

“包产到户”那年我虚岁十五，还在山脚下的矮郎公社完小附设的初中班就读，名义上已婚近两年，可媳妇还没有正式来立脚，生产队按时有人口分土地、牲畜，我家由于只有娘儿俩，人口少，土地分得不多，牲畜也只分到一头小黄母牛和一只花脸的小母羊。那还是母亲尽力争取的结果。母亲为此稍有遗憾，却因为终于可以自由地“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对未来充满了信心，愉快地根据小黄母牛短短的头角为她取名“巴姆”，给小母羊取名“尼巴”，也就是“花脸”的意思。好心肠的邻居萨萨家感念心灵手巧的母亲经常挤时间帮他家做些针线活，也出于同情我家确实缺人手，主动提出帮我家代为放牧，母亲也没有假意推辞。从此，我家多了两个家庭成员。我只要一在家就会抽空割些青草来给她们做宵夜，割不来青草也会偷偷抓一点玉米粒，聊表心意。可是“巴姆”毕竟是牛，小小年纪已经很有些蛮力，脾气也不太好，动不动就会把同居一室的“尼巴”收拾得“咩咩”乱叫。叫得我心疼。心疼得每每跑到圈门口大骂她的恃强凌弱，有时甚至会忍不住冲进去劈头盖脸抽她一顿。每当这样的时刻，花脸的小母羊“尼巴”那一脸的恐惧和不安就会深深地映入我脑海，深深地影响我正在成长的心灵——那时的我其实也时常处于恐惧和不安中：“恐惧”主要来自故乡的成人世界，我曾多次看见他们之间使用拳头、石块、木棒等原始工具的斗争，还曾看见过一次使用了杀猪刀和火药枪的战斗；“不安”来自就学的汉语世界，我觉得我的努力已经快到极限，可还是“搞不懂”的时候居多。

2012年8月1日



6、亲爱的洋芋

       不久前的一次酒后，在会理县城略显奢华的一家酒店，担任过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博物馆馆长的诗友沐嘎兄曾经一脸肃穆地告诉弟兄们，大约三四百年前，凉山有了洋芋，就不再饿死人了。我不知道他的这个说法，是否有书为证或者有据可查。苦于人生苦短，不知道的事情又实在太多，再多一个似乎也无妨，我没细问，也未经思考，就点起了头。这倒暗合了时下的网络上十分流行的“至于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无意间与时俱进了一回。不过，这难得的“与时俱进”却并未给我带来一丝一毫的快乐，反而使我陷入了一种无可名状的苦痛中，加深了我对这个浮躁、该死的“时代”的失望。“亲爱的洋芋！”我在心里，默默地对着自己喊。

       我出生在彝族自治州凉山的会理县小黑箐乡，一个偏僻边远的小山村，是吃洋芋长大的孩子。那时的洋芋都是“老品种”、仅靠农家肥纯天然地生长，体积一般不大，产量自然不高，味道却是难以形容的纯正、可口。那时的我还只知道它叫“牙玉”（“洋芋”的彝语变音）。总是饥饿难耐的每天每天，只要有得几个烧洋芋、煮洋芋吃吃，就会满足无比。那时的我们穷得要死。亲爱的洋芋的确起到了救命的作用。

       洋芋救下的我后来为了找一碗不那么费力的饭吃，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慢慢就知道它除了叫“洋芋”之外，还叫“土豆”、“马铃薯”等，但是内心深处并不乐于接受，还是最愿意叫它“牙玉”。不多的几个朋友也全是吃洋芋长大的。我们虽然都竭尽全力想跳出农门，对眼花缭乱的现代文明充满了热情，但是从来不敢“忘本变质”。遗憾的是，顺乎天理、民意的“包产到户”后，短短三五年间，那种味道纯正、可口的“老品种”洋芋却再也见不到了。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各样的新品种。这些新品种洋芋作为粮食，营养、味道确实都不如“老品种”，但作为“产品”，它产量高、经济效益相对好些，穷怕了的人们当然不会挑剔。他们在“勤劳致富光荣”的口号下开始争先恐后、你追我赶，种洋芋也不再仅仅使用农家肥，而是越来越多地使用“碳酸氢氨”、“复合肥”等化工肥料。他们用个头大、卖相好的洋芋换钱，用小个的和挖烂掉的喂猪（猪也是钱），不大不小的就留种，自己偶尔也吃吃，不过已仅仅是吃个念想，再不是救命的主食。我师范毕业回家乡小学工作的头几年，家还在山上，业余时间也和家人一起如此这般种过、吃过、卖过。我发现，可怜的乡亲们不再比“出身”、比“政治觉悟”，可是似乎已经“比”惯了，又开始比“钱。”而我敏感于自己过去的“出身”不好、“政治觉悟”不高，对自己就地挣钱的能力也不自信，只好选择了举家离开。离得却也不远，就在山脚下，叫矮郎街，就是老家的人们卖洋芋给汉人做“菜”的地方。这里的人们更热衷于比“钱。”我也学着他们做过些买卖，但是“小巫见大巫”，我挣的小钱仅仅能够实现温饱，根本不能与他们相比。不过，我并不自卑。我相信我对生命的觉悟、对生活的态度以及由此而来的风度和气质，那是他们这辈子望尘莫及的。我于是常常很自豪。很自豪地买上几斤老家来的“牙玉”，有时烧了吃、有时煮了吃、有时炒了吃……怎么吃，故乡山水的气息总是扑面而来，一家人也还自得其乐了若干年。若干年后，我又把家搬到了县城会理。这会理县城以区区两千余年历史已荣获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称号。不过，面对着它，我还是常常很自豪。自豪于起自笃姆阿普的父子连名的长长家谱。据此家谱，我确信我比它还古老，而且古老好几倍。“古老”的我，酒肉穿肠过，心中的最爱还是救过我命的老洋芋。

        可是如今，随着山外世界的日益喧红闹黑，不说“见钱眼开”的矮郎街，不说“人心不古”的会理城，就连我那偏僻边远的小山村，据说也已经有人学会了在“亲爱的洋芋”身上使用一种叫做“膨大素”的东西。这样生产出来的洋芋是否对人体有害、有多大程度的害，我不是专家，不敢乱下结论，但我深信，长此以往，它肯定可以慢慢改变这片土地上的人种。

2012年8月15日



7、我们的家就在我们自己身上
   
      正午的阳光，祖先的叮咛般温柔亲切。斜着眼站在妮地尔库（会理）熙熙攘攘的大街上，头有点晕，我还是打起精神打电话约了一个侄女婿来见面。“我们的家就在我们自己身上。”我想对他这样说（我们已经习惯用汉语交谈，原因主要是他从小生活在汉区，母语反而不太会讲，勉强讲起来也很拗口）。我觉得他是个初中毕业生，人也不笨，应该能够明白我的意思。我的意思其实挺简单：做了“阿达（父亲）”的彝子，只能硬着头皮一步一步往前走，边走边拿出基因里的勤劳、勇敢和坚强，无论在宁静悠闲的乡村还是在喧嚣繁杂的城市，都要能够为家人撑起自己的一片天。我还想端起自信满满的样子，供他模仿和学习。

       他们夫妻俩最近又闹了点小矛盾，第三次吵闹着要离婚。作为长辈，第一次我力求一碗水端平，亲自跑到他们租住的小屋，把两人都大骂了一通，提醒他们都尽量找找自身的缺点，多为对方，也为两个未成年的女儿考虑。同时也劝告他们，想过富足的日子很正常，但是要有耐心、慢慢来，而且人的一生除此之外还有许许多多或许更为重要的东西，比如家庭的和睦、身体和精神的康健等等。两人似乎都想给我留一点面子，相安无事了一段时间。第二次我很生气，原因是他对我的侄女、他的两个女儿的妈妈实施了比较过火的家庭暴力。我就从乡下老家叫来几个侄子把他揍了一顿，并且当着一些当时也在场的其他亲友的面，严肃批评了“汉化”严重的侄子们出手的犹豫、迟疑和手下留情，定性了他的挨打是咎由自取，原则上同意了解除他们之间的婚姻关系。他们却又选择了继续在一起生活。仅仅数月之后的这第三次，让我有点烦、有点累，但冷静想想，还是觉得很有必要换种方式，再试试。因为我觉得他们的矛盾并不是不可调和的，主要的症结仅仅在于渴望迅速发家致富的侄女婿欲富不能的一种焦虑，而且我那侄女没文化、老实本分却又固执地不愿意回乡下老家，只能靠买卖点洋芋、水果什么的勉强挣点饭钱，也实在舍不得离开女儿，而这个侄女婿，其实也难得，勤劳而且头脑也还算灵活。我想跟他心平气和地谈谈，争取化解他的焦虑，鼓舞起他作为一家之主必不可少的信心。

       我把见面的地点选在了位于北大街的城鼓楼。那是个已有六百多年历史的建筑。我知道那上面有家生意清淡的小茶馆，在这城里买了房子之后的三五年以来，没事的时候我常常会去那里，就着便宜得几乎等于白送的一杯茶，斜靠在老旧的城墙上晒晒太阳。他说他正在送货的路上，可能半小时左右才能到。他在环城路租得有间门面卖点山里贩来的货，利润不高，销路还算稳定，都是些老买主，常常需要送货上门。我说不着急，我有的是时间，我等你。说完，我慢慢朝着城鼓楼走。一路上，“含泪大减价”、“跳楼大甩卖”之类的字眼，以及“见钱就卖”、“买一送一”之类的喧嚣此起彼伏，略显疯狂。我已经见惯不惊，不知不觉就来到了城鼓楼下。城鼓楼下的城门洞里，照例有人在乞讨。今天是一对母女。跪着的母亲面前摊开着一张纸，上面写着丈夫某某某由某某医院诊断出某种疾病却无钱医治特向好心人求助等内容，还放着几本不知什么名目的证件和一个凌乱地盛着几张一元纸币的纸盒。女儿则双手捧着支话筒斜靠在母亲身上稚气地唱着一首关于“流浪”的流行歌曲。有个年龄与我相仿的汉子苦着一张脸，蹲下来，一本正经翻了翻那些证件，然后却拍拍屁股，走了。我望了望他的背影，估计他本来也是“好心人”，只是已经被这无耻无畏的时代无处不在的“假”伤透了脑筋。看在孩子的份上，我摸出两块钱放进了那个纸盒。那跪着的母亲嘴角动了动，或许是在表达谢意，但是她们的音响开得挺大声，我没听见她说了什么，也没听见侄女婿打来的电话。我掏出手机，想看看时间才发现有个未接来电，正想打回去，一抬头就看见了我的侄女婿正在不远处停放他的摩托车。

       我们在温柔亲切如祖先叮咛的阳光下微笑相见，之前的恩怨似已烟消云散。我们登上了城鼓楼。曾经血雨腥风的城墙上长满杂草。茶馆里，七八个年事已高的老人一边玩着小得不能再小的小麻将，一边开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一种安定祥和的感觉中，我们要了两杯茶。侄女婿机灵地抢着付了钱，找了把看着要干净些的靠椅让我靠，然后又随便拖了一把，坐在了我对面。我直截了当说完了想说的话。侄女婿频频点头，基本同意了我的看法，并对我的教育和帮助表示了感谢，美中不足的是他的心思暂时还只能完全集中在生计上，没有能够顺势夸夸我，指出“我们的家就在我们自己身上”这么精彩的话语，也只有我这样的人——诗人，才想得到、说得出。

2012年8月23日



8、上帝一般不开玩笑

“上帝”应该是个宽怀、慈悲的老外。温柔地“统治”着这世上许许多多彝子我这辈子想去玩玩也去不了的地方。一般不开玩笑。在他的那些“地盘”上，不是那个人也不会跟他乱开玩笑。有史以来似乎也只有一个名叫“尼采”的可怜孩子发了疯，跟他开过一次玩笑，宣布他“死”了。那其实更是情到深处的一种虔诚赞美。上帝知道。于是他得以背负着疯子的名声，与上帝同在。

        “上帝”应该是个宽怀、慈悲的老外。曾经路过青龙旗下的大清国。有个洪姓汉族落第书生吃饭之外还想干点什么，想来想去，想不出除了“黄袍加身”，还有什么好玩的事情。他很清楚，虽然随时都将面临掉脑袋的危险，一旦事成，吃什么、怎么吃等等，就都不在话下，而且按惯例，还可以子子孙孙地继承，哪怕他们是草包、白痴，也会被山呼“万岁”、“圣明”。于是他在信奉“玉皇大帝”之余，也拜了“上帝”做干爹。可惜干爹或许水土不服，或许渐渐对他失望，没有扶着他笑到最后。

       多年前我也曾将他写进一首小诗，《风，不停地吹》里。当时我吃的是三十九岁的饭，日子过得很堕落，身体和精神都出了点问题，无颜面对乡土，更担心已经得罪“阿普笃姆”等神灵，就想请他前来帮帮忙，经常半信半疑地在胸前划“十”字。效果当然不理想。我于是居然在那首小诗里狂妄地声称我曾一再地“原谅”他。这可是“罪该万死”的言行。换了“玉皇大帝”，肯定会龙颜大怒，再宽大的处罚也应该是“打回原形”。而我的原形应该是只污泥中的老洋芋。所以，这些年来，感觉自己活得越来越像“人”的我越来越相信“上帝”应该是个宽怀、慈悲的老外。

      噢，上帝，请原谅并允许我以“阿普笃姆”后裔的身份与您做个朋友吧，阿门。

2012年8月26日



9、我曾有过一只狗

       狗，据说是狼变的。我看也像。不仅形体生得像，偶尔在它愤怒的时候，那龇牙咧嘴的样子着实恐怖，其攻击性也的确“如狼似虎”，不容小看。不过，毕竟已经是狗，而且已经“是”了成千上万年，其品性、兴趣爱好，与其遥远的先祖狼，自然早已相去甚远，它的威胁对于人类，总是不难化解的。最好的办法当然是请出主人大声叫喊着他赐予它的名字，让它依稀仿佛地记起曾经从他手头领受过的奖赏与惩罚，它就会立马摇动尾巴，换上另一副嘴脸。当然，事实上，如果你是主人的亲戚、朋友、熟人，主人应该会早早做了防范，不给它向你龇牙咧嘴的机会；就算是陌生人，只要你人模人样，主人一般也会及时出现，替你解围。只有狗咬狗时，就算主人真心劝架也极有可能劝不住，而且，心再好的主人也会忍不住偏心，或公开或暗中，为自己的狗加油助威。所谓“狗仗人势”，所谓“打狗还要看主人”，应该就是这样来的。

       我的故乡吉狄火草儿，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狗，人人都爱狗。少年时，我也曾经有过一只。叫“勒嘎”。是妈妈给起的名。指的是它从头黑到脚，只在胸口处有着那么一点点白。它从小就很帅气。是父亲生前的一位好兄弟特意选送给我的。送它给我的同时，他还对我提出了殷切希望，希望我能记住“虎父无犬子”的古训，早日混出点名堂，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看在小狗那么可爱的份上，我或许真心地道了谢，或许没有。我至今还能清晰地记起的已只是，到我家后，经过我的悉心照顾以及妈妈的调教，小狗“勒嘎”很快就长成了一只四邻公认的好狗。更让我难忘的是，它还凭着自己良好的体能、顽强的意志以及日趋完美的技战术一一战胜了那些根本不把我们孤儿寡母放在眼里的人家的老狗，尽其所能满足并提升了我的自信心。我当然就把它当了好兄弟。儿子不在家时妈妈或许也曾把它当儿子，而且是已然“争了气”的儿子。可它也有一个缺点，那就是太能吃、而且贪吃。而那时的我家又实在太穷，娘儿俩自己的肚子也经常填不饱。为此，每当面对不得不以人的粪便充饥的它，我总会心情复杂地想到它的先祖狼——虽然没有亲自见识过狼，但是幸存的长者，包括送狗给我的那位，都曾长期与狼打交道，他们的对狼的描述朴实而又生动，绝不是古往今来多如牛毛的汉语写家那种自以为是、自欺欺人的揶揄、意淫和谩骂，也不是前些年颇为流行的《狼图腾》那种走火入魔的推崇——偶尔还会为它黯然神伤。然而，狗就是狗。它的基因里早已丧失了独立生存的能力，习惯了依附和屈从，习惯了寄人篱下，它的世界里早已不存在、也不需要“自由”和“尊严”。只是，它的“忠诚”却又绝然不是一般人可比的。为此，我觉得故乡吉狄火草儿的人人爱狗倒也在情理之中，我和我的“勒嘎”之间的兄弟情谊也日益深厚，以至于后来“前无古人”地考上一所四年制中等师范，每次开学离家远行时都会与它难分难舍。它也总要把我送出很远很远，直到我假装生气大声警告才折回。而为了得到当时所谓“铁饭碗”的一份工作，不得不吃屎般接受相关训练的那些年岁里，我也经常在把它思念，思念一个同病相怜的兄弟一样思念。

       遗憾的是，就在我即将端上“铁饭碗”的那个学期，“勒嘎”兄弟竟然因为误判我的一位调皮捣蛋的侄女要抢它好不容易到手的一块猪骨头，咬伤了她，从而被抹不开情面的妈妈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远远地送了人，而且尽管它曾经一再风尘仆仆地偷跑回来蜷缩在我家大门口它常睡的那个墙脚，可每次都会被妈妈横下心来一通乱打，终于把它打成了一只流浪狗，待我一身臭汗回到故乡时，再也打听不到它的半点消息。为此，我对含辛茹苦却从来不叫苦的我那伟大的妈妈曾经有过一段时间不短的埋怨，甚至怨恨。少不经事的我尤其不能理解并接受的是老人家强忍自己心底的不舍做出的那个轻描淡写的解释——“狗只是狗。”二十多年后的现在，妈妈早已不在的现在，我当然已经完全能够理解并接受，可惜妈妈已经不在。于是，长话只能如此短说——
       我曾有过一只狗。我曾有过一段狗都不如的人生。

2012年8月30日



10、消失的风景
  
       远山上，那个古老的小山村，没有什么值得开发的矿藏招惹那些逢山能开路、遇水能搭桥、本事大得日天的老板，也没什么奇巧的山水、特别的花花草草吸引那些才吃几顿饱饭就开始一脸猪相，一肚子狗屎，到处乱窜的游客，有的尽是大而无用的岩石、又老又丑的灌木。通向它的注定只能是陡峭崎岖的小路。本地人，赶场要走、走亲访友要走，经常地走，习以为常，也许并不觉得有多苦，有苦也许也不会轻易说出口——老子走不动了儿子接着走就是。异乡人，特别是已然不再能够吃苦耐劳的人，要不是有什么特殊情况，非去不可，再怎么无聊也肯定不会去，要是非去不可，却又没有足够的脚劲、足够的肺活量，空着手也难免需要手脚并用地爬，出尽洋相。

       数年前，人到中年的我，也曾在那条陡峭崎岖的小路上如此这般出尽洋相，而且根本找不到任何理由安慰自己。原因是，当时与我同行的二哥比我大差不多二十岁，他却一步一步还能走得那么稳健，甚至还有精力边走边说话。说庄稼。说儿女。说世道人心。我只能羞愧。羞愧我自从混到一碗吃不肥、也饿不死的“铁饭碗（教书匠）”后，与亲爱的乡土渐行渐远，随波逐流，不断迁就、放纵自己，导致了身体和心灵都已经不再那么像一个正经诺苏人家的孩子。唯一还好的一点是，毕竟我的身体还能坚持、正在坚持，而且此行的目的似乎可以说明我的心灵也还没腐败到不可救药的地步——我们哥俩爬山涉水、劳心费力的此行，目的非常简单，就是去看看一位病中的老人，去陪他说说话，让他在生命尽头感受到更多一些亲情的温暖。

       他叫米色依约，生长于“民国”，经历过改天换地的“民改”、人道尽毁的“十年浩劫”，拥有丰富的人生体验和深厚的诺苏文化素养，虽然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只是一个偏僻山村孤独的牧羊人，但是对人对事总能拿出自己独到、不俗的见解，是个值得尊重和信任的长者。他是我同父异母的哥哥姐姐们的舅舅，又是丧母时还很小、然后就跟着我妈长大成人的姐姐阿作的公公。依着他们，我也叫他“倭果”。他曾于壮年时至少三次前来我们几弟兄家做客，对我这个名义上的外侄也很关心，而我也在青少年时代多次陪同姐姐阿作到过他家。印象最深的是他那顶总是缠绕得规规矩矩的胡宗头帕，以及总是那么不紧不慢的言语间那份实实在在的自信和从容。他有五个女儿，一个儿子。女儿们容貌普通，但也都很自信，分别嫁给了都属于“老亲老戚”的阿基家、惹乃家、吉狄家和居里家，个个都是勤俭持家、深受好评的女当家；儿子叫米色衣且，就是我姐夫，说话做事有板有眼，所谓“家庭成分”不再是“问题”后，当过多年社长，然后又当上了村长。他家的家境自来殷实，“精神文明”方面也一直“有口皆碑”。

       那天，受我拖累，天不亮就出发的我们哥俩是在傍晚时分才终于抵达的。
       其时，他家的院子里，马、牛、羊、猪、鸡、狗等正乱作一团。乱中当然自有一种山村殷实人家特有的气息在。而病中的老人正躺在火塘上方自己专用的木床上闭目养神。得到我们哥俩远道而来的通报后，老人开始面带微笑整理自己略显散乱的胡宗头帕，直到整理满意了才慢慢起身坐到了火塘边。善解人意的二哥适时、双手，恭敬地递上我们哥俩特意带去的小灶酒，开始嘘寒问暖。我则不由自主地有些拘谨（在别的地方，我已经很久没有如此拘谨过），不知该说点什么，干脆什么也不说，就那么安静地坐着，只把目光一直轻轻放在老人身上，一心一意体会他的语言、动作和神态，心灵深处一阵阵沐浴般酣畅。

       我见识了一种与众不同的人生态度。
       我悟到了一个地方最美的风景，不是山水，不是花草树木，而是人。
        我记住了一片我觉得最美的风景——“米色倭果”。
       他在说话。他说他的儿孙们一直都在认认真真、满怀孝心动员他到医院去治治，可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来日已经不多，不愿意临终之前再被翻来覆去地折腾，就想有尊严地追随祖灵而去；他说好些人都劝过他别再喝酒，说是对身体不利，他也明白酒的坏处，甚至可能比那些劝他的人更明白，可是没了酒，嘴巴不习惯、喉咙不习惯、肠肠肚肚不习惯，就连手、脚也会找不到放处，活着就还不如死掉；他说他六十几岁时曾经得过一次大病，当时就做好了“死”的准备，没想到又活过来，白吃了十几年闲饭，他觉得这混吃等死的十几年其实已经很多余；他还说，儿子的孝道还算勉强、本事好像也有一点，但那“社长”、“村长”之类角色在他看来却纯属笑话；还说正经诺苏人家的孩子最好还是踏踏实实站在自己的土地上，依靠自己勤劳的双手，播种出真正属于自己的天经地义、天长地久的光荣。

       他在沉思。满屋子人（他家宰了只骟羊款待我们哥俩，按惯例，周围邻居全都应邀而来）的喧闹，好像也没能将他打扰。
然后，就着酒，胡乱吃下几坨儿孙们精心挑选的羊肉，他就睡了。
一个多月后，他就不在了。

2012年9月10日



11、母语是我们随身携带的故乡        
   
        二十八年前，吉狄马加以一声：“啊，世界，请听我回答，我是彝人！”迅速崛起并深刻影响了紧随其后的倮伍拉且、阿苏越尔、阿库乌雾、巴莫曲布嫫、倮伍沐嘎、克惹晓夫、马惹拉哈、衣木霁虹、马查尔聪、木莎斯加、吉狄兆林等诗歌弟兄。“凉山”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迅速站起来一大批热血孩子严肃认真地关注母族的民族存在、民族命运，忧伤而诚实地表达自己的民族情感，用汉语，发出了各具特色的声音。紧接着“山鹰组合”、“彝人制造”等歌手也相继掀起了《走出大凉山》、《妈妈》等滚滚热浪，大小凉山“彝族文化”的汉语表达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得到了各个层面的认可。他们传达出的“彝人”形象，再不是以满足猎奇目光或某种不便明说的需要为目的的草率、浅薄的“快乐的诺苏”。不容乐观的是，与此同时，作为他们的“培养基”的“彝族文化”本身却正在那些知名或不知名的山乡村野——包括吉狄马加“深深怀念”的“达基沙洛”、阿苏越尔“偶尔还会想到”的“鹿鹿角把”、倮伍拉且“永远难忘”的“拖乌山”、衣木霁虹“一辈子走不出”的“回头山”……以及山鹰组合“一再唱起”的“美姑河”等等——经受着从未有过的冲击，面临着支离破碎的险境。在此背景下，我特别理解、尊重并赞赏 ：“向后飞翔”的“山鹰”；坚持双语书写并坚称“母语是血液、精液、唾液、汗液，是灵魂和肉体合一的分泌物，是圣露、洪水、风暴和雷电，是生命的羊水”的阿库乌雾；以及贾瓦盘加、时长日黑、阿牛木支、杨阿洛等一直在进行母语文学创作的弟兄姐妹们。我相信，无论是否因此得到过什么奖赏，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深深地遗憾自己，由于种种原因，已经再无能力加入到他们当中。我不得不经常扪心自问是否早已陷入乌雾兄在他的人类学散文集《神巫的祝咒》后记中所说的那种“自我殖民”而不自知。我经常在想，尽管汉语的确很美，在实际生活的方方面面也的确非常有用，尽管汉族和彝族自古以来就不陌生，尤其是如今的城市以及像我所在的会理县这样的杂居区，随着汉语教育的深入推进、生活环境的逐步改变，不少彝人孩子已经不会彝语，彝汉之间的文化混血、生理混血也已经“生米熟饭”，得到了普遍认可，可是汉族老大哥那边缺什么都可能，唯独人口却肯定不缺，那么，我们，千百年来一直以“鹰”的后代自居的“彝人”，有必要那么匆匆忙忙走在成为汉人的路上并轻佻地沾沾自喜吗？当然没有。因此，这些年，我一直在说——在家里说，在族群聚会上说，在所有给了我发言机会并有适当对象在场的场合上说，说的都是——
母语，是我们可以而且应该随身携带的故乡。

2012年9月16日



12、四十五岁这一年
   
        四十五岁这一年，在自己的坚强领导下，在全身细胞的共同努力下，养家糊口之余，自我安慰了十来首小诗、三十来篇散文、随笔，精神生活与肉体生活基本同步实现了“温饱”。这来之不易的“成就”，与世面上早已十分流行的“小康”、“盛世”等等，当然相距甚远。不过，事主我，对此已经相当满意。我把这些文字全部发表在了自己的“新浪”实名博客上。由此还出乎意料交上了好几个很有意思的博友，约等于发了笔不大不小的横财。我觉得尽管身份卑微，“做人”于我确实还是件很好玩的事情。我还觉得空闲时间通过“博客”这样的方式，与当今“时代”这认钱不认人的“婊子”偶尔调调情，也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总比一味的“戏子”般的“蔑视”和“警告”，省力、省心了许多，也有趣了许多。顺便也断断续续主要由网络途径，关注了“叙利亚”的政权更迭，“卡扎菲”的旧日辉煌和最终结局；关注了拉克·奥巴马和他的**；还关注了一些热点地区的热点问题。大多数时候，当然只能遗憾地表示“我无语”。我的目光还是更多地、不由自主地停留在了脚下这块“鸡”形的土地，这块“鸡”形土地上这个人称“会理县”的地方。当然，也只能“我无语”，只能谨记“弱小的人再会讲道理也无用，贫穷的人再会待客也枉然”等诺苏古训，一如既往，安安心心挣点小钱，过自己的小日子，吃饱了就不饿了。

       四十五岁这一年，“不知不觉”间，一个儿子已经二十三岁，在西南民族大学读大四；还有一个儿子也已十八岁，在会理二中读高二；两个儿子的身高、体力都超过了父亲，看样子，就算突然失去了父亲，他们的人生也已不至于一塌糊涂，也许还可能会“意想不到”的好；他们的妈妈也因而挺有成就感，对我这个一家之主的依赖不说与日俱减，至少也已经不再那么势在必行，而且经过多年不断地看电视，不断“半彝半汉”地与众女邻居交流和探讨，日积月累，更已经懂得了许多关于爱情、婚姻、家庭的大道理、小道理，以及许多“养生”方面的知识，这半老徐娘的后半生似乎也已用不着我操心。

       四十五岁这一年，主动或被动地，参加过三场葬礼、十一场婚礼，还有一些各种名目的聚会。除了“人模狗样”地喝酒吃肉，葬礼上也说过些对“生命”的认识；婚礼上也说过些对“幸福”的理解；聚会中也说过些对“友谊”的体会。这些“认识”、“理解”和“体会”，是否深刻、到位、值得分享，我不知道。我只实实在在地知道了钱少的人无论办什么事情都很不容易，顺便还知道了坐落在会理城东南方向大约五公里处的“火葬场”焚尸技术已经很先进，而且每人次才收费几百块，确实不算贵。
四十五岁这一年，就这样过去了。

2012年9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