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星堆到罗尼山——彝族阿普笃慕的艰难历程

   

        本文源自高奢海毅
       笃慕是所有彝族同胞认同的彝民族共同祖先，在彝语中尊称为“阿普”，即“爷爷”或“祖先”之意。从目前的彝学研究和多项考古成果来看，举世惊叹的三星堆文明为古蜀国所创造，笃慕很可能就是古蜀国第三代国王杜宇，在春秋时期，七国称王，而杜宇始称帝于蜀，号曰望帝。
       在彝族民间传说及彝文记载中均记述，阿普笃慕为了躲避洪水，曾经来到洛尼山（彝语“洛尼白”）生活，并由此逐步发展成为当今有800多万人口、主要分布在中国西南地区的彝民族。那么，古蜀国从哪里来？笃慕是如何带领古蜀国人民创造了灿烂的三星堆文化？又为什么来到洛尼山呢？这一切只能从相关文献和考古成果出发，结合民间传说，将一些不连续的历史资料片段一点点拼接，尽可能一点点地还原出历史的真面目。

                                     （一）西陵国是古蜀国的前身

     （1）华夏之母嫘祖为西陵国之女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解释说：“西陵，国名也。”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记载：“黄帝居轩辕之丘，娶西陵氏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说明华夏民族始祖黄帝之妻（即正妃）为西陵国之女“嫘”（léi），后世称为“嫘祖”。而且，历史记载还说，黄帝娶嫘祖后在西陵国生活多年，并在此地生育二子玄嚣（xiāo）和昌意。玄嚣生于青衣江边（古称“江水”），其孙为帝喾（kù），帝喾之子为帝尧；昌意生于雅垄江边（古称“若水”），其子为帝颛顼（zhuān xū），颛顼之子为鲧（ɡǔn），鲧之子为禹；昌意另一子穷蝉之五世孙为帝舜。黄帝与螺祖的后代按照帝系包括了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帝禹，以及后来的华夏第一朝代——夏朝的始祖帝启。除玄嚣和昌意之外，黄帝还有其他子女，但中华历史还是以黄帝与嫘祖的这两个儿子之后代为主轴发展开来，因此，黄帝被称为华夏始祖，而嫘祖被称为华夏之母。
        据考证，西陵国位于现在的四川省绵阳市盐亭县，在黄帝时代，西陵国位于中原的西部或西南部，西陵国之“西陵”很可能是因为“陵”部落位于中原之西部而得名。黄帝与西陵国联姻属政治联姻，而黄帝在联姻后在西陵生活多年，之后才返回旧地，统一中原，这一方面表明联姻时黄帝部落的力量还不是很强大，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当时的西陵国社会生产力较黄帝部落先进，其中，由嫘祖带入中原的蚕桑及丝制品技术就是有力证据之一。
     （2）古蜀国与西陵国的传承关系
       在黄帝时期，各文献均有西陵国的记载，但之后就没有了音讯，西陵国神秘地在历史上消失了。而在成都平原上，继西陵国之后崛起的是古蜀国，后来者创造了举世惊叹的三星堆文明，种种证据表明，古蜀国与西陵国具有传承关系。
       首先，从地缘上来说，西陵国至古蜀国相距不远。西陵国所在的盐亭距古蜀国所在的广汉约100多公里，从古代居民迁徙的角度来说，这个距离正好是另立家园的理想距离，太近了没有迁徙的意义，太远了人力难及。而且，从盐亭到广汉没有崇山峻岭阻挡，也方便古代人迁徙生存。
       其次，从生产力发展来看，采集和狩猎向种植和养殖的发展必然要使人从山地走向平地。西陵国在当时已能够采集桑叶养蚕，能够利用蚕丝制造丝织品，开始了农业生产的萌芽。随着大量蚕丝的需要，以及人们对蚕桑树种植技术的掌握，必将驯化和种植更多所需的桑树，从采集走向种植，并在此过程中，很可能摸索出一些其它野生植物驯化种植的技术，而这些最初的农业种植业所需要的是平地和肥沃土壤。从盐亭到广汉直至成都，其指向为西南，其地势从丘陵至平原，土地越来越平整，土壤也越来越肥沃，为农业民族生产力发展的迁徙路线，正是西陵国民族迁徙的好线路。
        第三，古蜀国开国初期就已具有了蚕桑技术，与西陵国一脉相承。蚕丛是古蜀国的第一位国王。蚕丛之前的古蜀人以牧业为主要生活来源，兼营狩猎和养殖，当时正是西陵国时期，时人具备蚕丝技术，桑叶靠采集野生桑树，还未掌握种植技术，从蚕丛之后，才开始了大量种桑养蚕。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与桑蚕有关的人只有嫘祖和蚕丛了，前者发现了养蚕制丝技术，后者发现了种桑技术，这是一脉相承的技术传承和发展，从中可清晰地看到古代蚕桑发展的历程，从而能看到从西陵国至古蜀国演进的影子。
  
                               （二）古蜀国创造了灿烂的三星堆文明

       文献上的“古蜀”国是为了避免跟三国时期的蜀国混淆而在“蜀”前加古，当时应该叫“蜀”国，跟彝语“金”的发音相同，说明古蜀国是以金为崇拜的部落或国家，并以金为部落名或国名，三星堆出土众多精美绝伦的金器正是古蜀国金崇拜的有力证据，这也间接说明了正是彝民族（或者说是彝语支民族）的祖先创造了三星堆文明。
      （1）古蜀国的传说
       据传说，上古时，古羌族人进入岷山地区和成都平原后称为蜀山氏，蜀山氏的女子嫁给黄帝为妃，生下儿子蚕丛，蚕丛在四川平原建立了古蜀国。这其中包含了以下几个信息：一是“古羌人入川”，二是“黄帝娶蜀女”，三是“黄帝生蚕丛”，四是“蚕丛建蜀国”。古代传说并非空穴来风，一般都是按历史事件逐步加工形成，随着时代久远和事物变迁，往往产生时代混同和事件附会等诸多现象。
        从这个传说中，可以分析得到古蜀国的历史线索：
       ①古羌人进入四川平原应该是真实的。古羌人是今天生活在中国西南地区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诸多民族的祖先，随着古代原始农业社会的来临，古羌人进入丘陵和平原地区，采用了较为稳定和先进的农牧相结合的生产方式。不过，传说将羌人入川和古蜀国建立中间的西陵国时期省略了，而直接说成古蜀。真实的历史很可能是古羌人入川后，先在丘陵及河谷地区过着以狩猎、放牧和采集为主的生产生活，其中较大较强的一支成立了西陵国，尔后发展成为古蜀国。
       ②黄帝娶蜀女真实但时代混淆。黄帝娶西陵氏之女（嫘祖）已有定论，而西陵为古蜀之前身，传说黄帝娶蜀女也可说通，但这个事件应该是发生在古蜀国的前身西陵国时期。
       ③黄帝生蚕丛是附会之说。黄帝娶蜀女（即西陵国之女“嫘祖”）确有其事，但文献无“生蚕丛”之说。这很可能是由于黄帝在古蜀国（西陵国时期）生活多年，并育有二子（玄嚣和昌意），黄帝统治中原后，后世以为荣耀而作附会之说，但也至少能说明蚕丛（或蚕丛部落）与黄帝有姻亲关系。
       ④蚕丛建蜀国确有其事。从传说和文献来看，古蜀国的第一代国王是蚕丛，蚕丛是西陵国末期和古蜀国初期人物，当部落迁徙至平原地区后，蚕丛执政并建
立古蜀国。
     （2）古蜀国的神秘历史
       ①开国何茫然
       唐代伟大诗人李白在《蜀道难》开篇即说：“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其中说的蚕丛正是古蜀国第一位国王。古蜀国族人从今盐亭地区迁徙至今广汉地区后，蚕丛带领族人建立了古蜀国。传说中的蚕丛，穿着左边斜分衩的衣服，眼睛向前突起，如同彝族传说及文献中说的“竖眼人”，他到处劝农种桑养蚕，在盆地区域逐渐发展农耕，生产力得到了发展。此时应是中原的夏朝至商朝初期，在漫长的原始农业社会发展中，蚕丛以及之后的部落首领们，带领古蜀国人民，逐渐学会驯化野生植物和动物，除最早的蚕桑种养殖外，驯化并种植了以芒谷等部分禾本科为主的植物，作为粮食来源之一。
        到了西周时期，古蜀国为其他部落所败，国王（或称部落首领，可能柏灌未称过王）柏灌带领族人逃到四川西昌一带。之后不久，在新的第三代国王鱼凫（fú）的带领下，重新统一了古蜀国，鱼凫也由此成为古蜀国及中国古代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商末周初，古蜀国参加了周武王讨伐纣王的会盟，并出兵帮助武王伐纣，《尚书》记载：“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这说明古蜀国的军队在讨伐商纣战争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②灿烂的三星堆文明
       鱼凫执政之后，古蜀国开始了其发展的黄金时期。古蜀国所在的四川盆地地区，北有大巴山和秦岭阻隔，东有大巴山和长江拦路，西有大雪山崇山峻岭，南有金沙江阻拦，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区域。西北及中原部落争战、诸侯纷争之时，古蜀国凭借富饶的“天府之国”尽情地发展生产，虽与东部的巴人之间因食盐发生了局部战争，却总体平安稳定，建立了当时西南最强大的政权，建成了大名鼎鼎的“八阵图”石寨，成就了著名的三星堆文明。
       20世纪初，发现了著名的三星堆遗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再次进行了发掘，共发掘出玉、石、陶器、青铜等1000多件，包括了壁、璋、琮（cónɡ）、圭（guī）、圈、钏（chuàn）、珠、斧、刀等器物，出土了青铜面具、青铜立人、青铜神树、青铜神鸟、金杖等精美文物，并令人惊讶地发现了象牙和印度洋海贝等非本地所产物品。从这些考古成果来看，三星堆文明已是高度发达，并与南向交流频繁，虽说“不与秦塞通人烟”，却与中国西南部区域甚至中南半岛都有经济、文化的交流。灿烂的三星堆文明，起源于蚕丛时代，发展于鱼凫时代，到杜宇时代达到顶峰。
       ③望帝杜宇
       彝文文献记载，彝族人共经历了三个时代，即独眼人时代、竖眼人时代和横眼人时代，其中，独眼人时代应该指的是西陵国及之前的时期，竖眼人时代指蚕丛至杜宇的古蜀国时期，而横眼人时代则指的是杜宇（笃慕）之后的时期（即：彝民族真正形成的时期，可称为“洛尼山时期”）。因此，杜宇（即笃慕）既是彝族人共同的祖先，也是古蜀国杰出的帝王，是灿烂的三星堆文明缔造者之一。春秋初期，望帝杜宇接任古蜀国王位，教民务农，经过进一步发展，国力强大，“七国称王，杜宇称帝，号曰望帝”。当时，古蜀国水患严重威胁着人民的生产生活，杜宇想尽各种方法来治理水灾，但始终不能从根本上根除水患。
        传说有一年，河里漂来一具男尸，被打捞上来后复活了，名叫鳖灵，望帝与其交谈如故，便任命其为蜀国宰相，授命治理水患。鳖灵带领古蜀人民打通了巫山，根除了水患，杜宇十分感激，自愿把王位禅让给鳖灵。鳖灵号称“开明帝”，又叫“丛帝”，初期惜民勤政，后来专横跋扈，不听望帝劝言。望帝杜宇无奈，化身杜鹃鸟，飞入宫内悲啼。丛帝感，恢复爱民本心，但望帝却无法恢复人身。后来，在鳖灵及其子孙的统治下，古蜀国无故而亡，从历史上神秘消失。
        ④三星堆文明的消失
        古蜀国及其三星堆文明神秘消失一直是个历史迷案，学术界经过三星堆遗址的发掘，结合历史学、古气候学、地质学和考古学等多学科研究，虽难以统一认识，但主要有三种说法：洪灾说、地震说和战争说。
        洪灾说：三星堆古城距今三四千年，当时气候全球性突变，持续干旱并伴有突发性洪水，成都平原暴雨引发洪水，将古蜀国古城冲毁吞噬，部分幸存者避洪迁居他方。三星堆遗址发掘发现，附近有一层20-50厘米厚的淤泥，且文化层被破坏，认为是洪灾说的一项重要证据。另外，杜宇（笃慕）为避洪水到洛尼山的传说和彝文文献记载，也是洪灾说的间接证据之一。
        地震说：三星堆附近的淤泥仅在狭窄的层面存在，而其他区域的文化层均还存在，一些专家认为不可能发生过大规模洪水。专家发现三星堆出土的文物均有不同程度的灼伤，说明曾经发生过火灾，认为是强烈地震将古城摧毁，并由地震引发火灾将当时大量的木结构的房屋烧毁。李白《蜀道难》中说的“地崩山摧壮士死”，难道说的就是当时的情景？
        战争说：从考古发掘来看，商代晚期，有三星堆典型文化风格的陶器开始消失，而出现大量鄂西地区早期巴人所用的陶器。专家认为，古蜀国后期，东边的早期巴人开始向西扩张，将古蜀国的势力挤出鄂西地区，并武力占据了成都平原，古蜀国人被驱逐，三星堆文明消亡。
      （3）三星堆的延续——金沙文明
        2001年，在成都市西郊苏坡乡金沙村发现了金沙文明遗址，断代为商晚期和西周早期，考古发掘出金器、玉器、铜器、石器和象牙等1000余件，并有大量陶器出土地，出土的石人、石虎、玉人、玉镯、玉壁、铜立人、铜牛、铜戈、金面具、金带等精美器物，与三星堆出土的文物十分相象，特别是青铜立人像与三星堆的几乎一模一样，只是比三星堆的青铜立人小了许多。从年代和考古文化层分析，金沙文明比三星堆文明稍晚些，在器物的制作水平上比三星堆更加成熟，其文化与三星堆文明一脉相承。
        从上述考古成果分析，商晚期，鳖灵统治的古蜀国可能遭受自然灾害（地震或洪灾或兼之）后，东边的早期巴人趁机攻打古蜀国，迫使古蜀国族群匆忙向西迁徙，在成都市西郊一带重建家园，继承了古蜀国的文化及生产生活方式。此时，外部强敌不断侵扰，内部失去了凝聚力，古蜀国在成都金沙村一带经过短暂发展后，国力逐渐衰落，族人部分向西向南迁徙，融入西南区域的彝语支民族，部分则在当地融入本地民族，古蜀国彻底消失。不过，金沙文明也如雁过留声一般，留下了难以抹灭的痕迹，比如“成都”之名，实为彝语“稻城”之音；成都西郊有苏坡乡，“苏坡”二音至今在彝族各支系中广泛使用，如彝族自称“纳苏颇”、“诺苏颇”，“纳”、“诺”指黑色，“坡”、“颇”为“族”之意。

                                    （三）从三星堆到洛尼山

        西周早期，西南最强大的政权古蜀国在历史上悄然消失，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族群就此消失，任何一个民族或族群，有其来源，也将有其去处，古蜀国族群也是一样的。在古蜀国后期，所谓“杜宇化鹃”后不久，古蜀族群部分迁徙到成都附近，延续传统并成就了金沙文明；少部分则在杜宇（笃慕）带领下来到洛尼山，开始了彝民族的形成和漫长的发展历程。
      （1）绕城三匝难离去
       历史记载及传说均说，杜宇将古蜀国王位禅让给鳖灵，这应该是一种隐晦的说法。中国历史上禅位的事例很多，三皇五帝时代的禅位似无法证实，但从黄帝谱系来看，“禅位”均在同一家族中进行，因此，五帝全部为黄帝家族，而且，除黄帝外，均为黄帝和其正妻嫘祖之后，正所谓不出五服。三皇五帝之后，禅位的事例也出了不少，如王莽篡汉、魏替东汉、西晋替魏、唐朝代隋等，名曰禅让，实则篡位或夺权；甚至如唐高祖李渊禅位给唐太宗李世民，也是被逼无奈之举。因此，说杜宇禅位于鳖灵是不可信的，实际上很可能是被篡位。
       杜宇任用鳖灵为宰相之后，鳖灵不辱使命，治理好了蜀中水患，从此声望剧增，并利用其受杜宇信任和为相之便，树立威信，笼络人心，逐渐控制了古蜀国行政大权，并最终夺取了古蜀国国王之位，对外称为禅让。传说杜宇化鹃飞入宫劝谏鳖灵，说明当时杜宇已不在宫中，甚至进不了宫门，只能“飞”入，可见不是禅让那么简单了。当初，杜宇很可能带领其亲兵在古蜀国附近的山地隐秘生活，以图恢复王位，并可能让人带信给鳖灵，希望鳖灵能善待族群。
     （2）走出三星堆
      西周早期，古蜀国所在的三星堆遭受了突发洪水、地震等自然灾害（一般来说，地震之后往往会有强降雨引发洪水，地震说和洪水说是不冲突的），东方的早期巴人趁机进攻，鳖灵统治的古蜀国向西迁徙到成都附近。杜宇（笃慕）一行看到复国无望，便离开三星堆，向南迁徙，希望找到更好的立足之地。
       上古时期，中国西部及西北部基本就是各民族迁徙的族源地，青藏高原北缘的昆仑山区域是中原和西南各民族的来源，迁徙路线基本以山脉和河流为走向，
其中向南及东南的线路形成了学术界所谓的“藏彝走廊”。杜宇（笃慕）走出三星堆后，北有大巴山和秦岭阻拦，并有强大的商周王朝，难以寻找发展之路；东有早期巴人大军；西为大雪山，祖先古羌人正是从那里恶劣环境中走出来的。因此，只有向南一条路，即藏彝走廊的中线或东线。
     （3）漫漫征途路
       从成都平原向南，围绕着南北走向的五莲峰-乌蒙山一线，有两条线路可走：东线是沿岷江往南跨过金沙江至云南昭通，西线是从大渡河下游至四川西昌跨金沙江至云南禄劝。从当时形势来看，东线是不安全的，很多地方可能被早期巴人所控制，因此，笃慕选择了西线。另外，选择走西昌也很可能是受当年柏灌退守西昌线路启发而作出的决择。
       笃慕一行从成都平原出发后，沿岷江顺江而下，再逆大渡河而上，在大渡河下游段渡河进入今天的四川省凉山州区域，成都至西昌约四百公里。经过历代的藏彝走廊迁徙，各山间坝子及山腰坪台当时可能已有零星居民分布，而西昌及往南一带则可能有当年柏灌退守时留下的少部分古蜀国遗民。在生产力低下的时代，自然资源是人们生活的主要依靠，以躲避战乱和寻找新家园为目的的阿普笃慕，不能选择荒无人烟的地方，也不能选择经充分开发而居民众多的区域，加上可能有更好的心理期待，使他们进一步走出大凉山。四川西昌至云南禄劝约二百多公里，其间沿着南北走向的山脉中间穿行。跨金沙江至云南禄劝的皎西坝子、芝兰坝子等，便进入了云南高原北域的山台地区。禄劝境内的坝子小而连续，至洛尼山则可望穿境内较大的云龙坝子，并可遥望远处的山地及坝区。
       笃慕一行的漫漫长路大体沿着上述线路迁徙，当然，其间可能会在某些地方生活过，但都应该时间不长，因此没有留下更多的记载和记忆传说。
      （4）情定洛尼山
      《西南彝志》记载：笃慕“骑着他的马，赶着他的羊群，在洛尼山的高峰住下了”，在“高高的石房里坐”。笃慕娶了三位仙女，开始了新的生活。
        当时，笃慕落脚的洛尼山周围，应该有少量部族，古蜀国强盛时期，滇北一带是其势力范围，笃慕作为失势了的原蜀王“望帝”，当地居民未某其面但应知其名，笃慕要观察当地居民的态度后才敢露面。介于防范，笃慕支了磨担楸，点燃篝火，引“仙女”来玩耍，与当地居民逐渐接触。今天，点篝火，打磨担楸，成了给彝族青年男女见面谈情创造机会的一种娱乐习俗。众多云南彝族谱牒均记述说，天神叫三位仙女与笃慕婚配，仙女看到笃慕“头颅象戴白孝般，身躯象那黑箩筐，腿脚象倒装刮板，嘴唇象那酒壶口，身子臭烘烘”，不愿配夫妻，后来在天神的怒骂之下，三位仙女才同意嫁给笃慕，彝文献记述为“天君策格兹，眼瞪恶狠狠，咬牙又切齿，臭骂三仙姑，天神三仙姑，不敢不依从”。
       婚配的传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笃慕一行经过长途迁徙后，处境是比较囧的，而天神肯将仙女婚配给笃慕，说明当地居民认识到他是望帝后认可了他，支持了他。传说中的天神应该是当地部落首领，这些部落首领应该知道古蜀国中央政权的更迭及笃慕的失势，但他们认可并支持笃慕，一则说明笃慕在当时深得人心，二则也表现出了彝族或彝语支民族的忠实诚信。

（5）洛尼山时期
        笃慕在洛尼山娶了三房妻室，长房尼以咪铺（沽君尼之女），生子慕阿考和慕阿枯，为彝族六祖中武部和乍部之祖；次房能以咪冬（尼君能之女），生子糯阿热和慕阿卧，为彝族六祖中糯部和恒部之祖；幺房以武吐（呗君之女），生子慕阿克和慕阿齐，为彝族六祖中布部和默部之祖。笃慕的这六个儿子，被后世称为彝族“六祖”。
        笃慕在洛尼山娶妻生子，文献记述“生新眼型人”，即笃慕为竖眼人，而六祖为横眼人。从此，从笃慕及其后代在洛尼山生生不息，不断发展，开创了彝族历史上的洛尼山时代，并在之后向四方扩张，形成了当今800多万人口的彝民族。洛尼山是彝族从彝语支民族向现代意义彝族发展的转折地，也是真正形成彝民族的时间点，之后彝族漫长的发展道路均可称为“洛尼白时期”。
                                  （四）几个问题探讨
       从文献资料和民间传说来看，杜宇、笃慕是真实历史人物无疑，洛尼山也确实是彝族的发源地。那么，杜宇和笃慕是否是同一个人？洛尼山在哪里？这是学界有争议的地方。另外，在彝文文献中有一个很有趣的说法，说彝族人经过了独眼人、竖眼人和横眼人时代，那又是什么意思？在这里作一个粗略的探讨，聊为抛砖引玉，希望有更多的彝族学者来研究本民族浩瀚历史和多彩文化。
      （1）杜宇即笃慕
       首先，从生活年代来看，杜宇和笃慕均是春秋时期人物。杜宇生活于春秋时期，即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间。从禄劝彝族谱牒来看，诏僰氏从笃慕至公元2006年经历了120代（为各家谱记载中代数最多的一个氏族），高奢撒尼氏至公元1914年作斋时经历了77代；罗婺氏至乾隆二十年（公元1775年）叙谱时经历了69代，按每代25年计算，说明笃慕生活的年代距今约3000~2000年，其区间在公元前988年至公元12年之间。虽然各家谱记载的代数及每代计算年数不会很准确，但大体能看出，笃慕应该是生活在春秋时期。
        其次，从身份来看，笃慕应该是当时的部落首领或国王。目前，世界华人各大姓氏中李姓人口最多，约为一亿，由于李姓在中国历史上建有12个政权，称帝者58人，历史上改或赐为李姓者普遍，因此，从李姓始祖商朝理官皋陶（gāo yáo）而来的李姓最多也就占全部李姓人口的十之二三。试想，中国历史上如此显赫的李氏，理官正宗苗裔也就二三千万人口，笃慕如果仅为一般人物，其后裔能有800多万？另外，笃慕到洛尼山后，当地的部落首领认可和支持他，为他的成家立业积极奔走，也说明笃慕身份很高。在春秋时期，西南地区有强大的古蜀国政权，笃慕生活在当时的中国西南地区，除古蜀国国王之外，很难找出能合适或对应于他身份的位置了。
        第三，历史记载的杜宇神秘消失，彝文献记载的笃慕神秘出现，绝不是历史的巧合。历史记载古蜀国望帝杜宇“化鹃”，此后就没有了消息，说明杜宇“化鹃”后不可能去中原，也不可能保留在古蜀国，只能说明他去了离中原政治中心更远更“蛮荒”的地方去了——即古蜀国的南向或西向。而就在此时，彝文献记载的笃慕出现在洛尼山，正是距古蜀国南约六百公里的地方。此外，笃慕名字中的“慕”在彝语中为首领或王之意义，如果将名“笃”与称“慕”间稍微拉开距离发音，就为“笃以慕”，这不正是杜宇王之音和意吗？
       由此看来，杜宇就是笃慕，笃慕正是杜宇。
     （2）洛尼山在哪里
       洛尼山是彝族祖先阿普笃慕避难的地方，是彝族的发祥地，对洛尼山的位置，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云南东川洛衣山、云南会泽乐业山、昆明北部的乌蒙山、云南巧家堂郎山、云南禄劝洛尼山等。目前，彝学界各学者进行了较为广泛的讨论，但没有一个统一的定论。从文献和地理等诸多因素分析，洛尼山应该指的是云南禄劝的洛尼山（当地也称“幸丘山”、“火期山”）。
        首先，洛尼山应该位于彝族东部方言区。众多学者虽然对确切地点有争议，但洛尼山的地点绝大多数都指向东部方言区，禄劝洛尼山正是位于东部方言区中的中部偏西区域。彝语东部方言区主要在滇北、滇东北及黔西北的，呈东西向带状连续分布，大体在金沙江以南、滇池以北、龙川江以东和乌江以西的广大地区，区域包括了云南省的武定县、禄劝县、寻甸县、东川区、会泽县、宣威市、昭通市和贵州省的毕节市，操东部方言人口约占彝族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东部方言区的彝文文献很多，记载较确切，比较各地彝文文献，东部方言区的文献中传说和神话成份相对较少，较接近于所谓的叙实文体，说明这一区域是彝族发源的中心区域。另外，彝族一直保留幼子留守的习俗，东部方言区主要为彝族六祖中第五子慕阿克和第六子慕阿齐后裔，也说明了东部方言区是彝族祖先的发源地，洛尼山是彝族的老屋或祖屋。
       其次，从目前彝族分布来说，禄劝洛尼山正好位于全国彝区的中心位置。彝族主要分布在云南省澜沧江以东、红河南段以北区域，以及四川省凉山州和贵州省毕节市，如果将全国彝区作一个直径约600公里的圆形，禄劝洛尼山正好位于其圆心上。当然，一个族群或民族的发展，也不一定会均质向四周扩张，其扩张要受到自然地理和人文政治等外部环境的制约，但如果是自觉地向外扩张，也会不自觉地形成一个痕迹中心。彝民族在洛尼山形成后，其扩张总体上是自觉和主动的，这就势必形成痕迹中心，这个中心就是禄劝洛尼山。
       第三，古时禄劝洛尼山更适宜人类生存。今天的禄劝洛尼山除山顶上易守难攻的石房之外，其北部有大片较为平整的土地，林木丰育，土地肥沃，但气候冷凉，已不再耕作。历史至今，受印欧板块挤压隆起影响，中国西南地区的山体在不断增高，增高最快的珠穆朗玛峰每年增高1厘米，禄劝洛尼山位于横断山脉东南段，地质构造发育，是地质造山运动的产物之一。可以想象，3000年前的洛尼山并没有现在这么高，如果按珠穆朗玛峰增高速度的2/3计算，当时的禄劝洛尼山海拔比现在要低约20米，多年平均气温比现在要高约0.4℃；另外，当时到处发生洪灾，是因为全球气温升高，导致冰川及永冻层融化而造成的，说明当时全球气温比现在要高。结合海拔和全球气温因素分析，当时的禄劝洛尼山气温比现在高，更加适宜人类生存，笃慕在此生产生活是完全可能的。
        洛尼山的定位是一个重要课题，确定了洛尼山的具体位置后，就可理清彝民族迁徙和发展的线路，将彝区各考古成果及文献串联起来，并可发现彝族各地方言、风俗、服饰等人文因素渐变的过程和规律，较为准确地绘制彝民族的立体式综合历史，更深入地理解当今多姿多彩的彝族文化和生活，促进民族团结，促进彝族文化更好地走向外界。
      （3）独眼人、竖眼人和横眼人
        在彝文文献记述说，彝族人经过了独眼人、竖眼人和横眼人时代。很多人认为这是一种形象的说法，人类的眼睛均是横排的，不可能有独眼、竖眼。另一些人则认为，人类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什么都可能发生，独眼、竖眼到横眼是人类进化的过程及产物。综合各种说法及文献，可以得出结论，彝族历史上的独眼人、竖眼人和横眼人，应该是对当时事物的形象反映，它包括了事实反映及形象描述两个方面。
        首先，独眼并不是说人只有一只眼睛，而是对古代狩猎采集时期狩猎者的形象反映。漫长的地球生物演化过程中，产生过很多独眼、双眼和多眼生物，包括目前现存的生物也有不同的眼数。相对于地球生物演化过程，人类的出现短暂得仅如昨天之事。但人作为一个物种产生后，其基本特征一直保留至今，其中的一大特征就是双目。其实，彝族人记述说的独眼人时代，指的是狩猎采集时期。古代人类在狩猎中，人们在投掷梭矛、石块和射箭时，习惯于睁单眼瞄准，久而久之，这些狩猎者的眼睛看上去一只大一只小，被形象地称为“独眼人”。而且，由于当时处于狩猎采集时期，狩猎作为主要的生产方式，部落内以狩猎者为尊，擅长狩猎者多数形成大小眼，就很荣耀地称其为“独眼人”。这种看似大小眼的人仅是短时期的，无关遗传的，因为这对“用进废退”的漫长演化来说，其时间短暂得对进化的影响微乎其微。
        其次，竖眼人是真实存在的，但并不是竖直着分布于面部，其说法是相对于现今横眼的一种形象描述。《华阳国志-蜀志》中说蚕丛“目纵”，彝文献中说有“竖眼时代后，才到横眼人”，应该说是当时人的真实描述。翻开一些历史人物画像，如伏羲、黄帝、帝尧等的画像，很容易看出，他们的眼睛都向内倾斜，类似于汉字倒八字形。特别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历代对他的画像均是这个形象。这种眼型的人现今也是存在的，只是较少而已。可以推断，当进入农耕及农牧社会后，人们对狩猎的依赖减少了，独眼时代过去了，取而代之的是氏族原本眼型竖眼为特征的时代。这种竖眼是基于遗传的，当时人们婚姻范围较小，久而久之形成了区别于其他氏族的一种面部特征。从笃慕生彝族六祖为横眼人的事实来分析，竖眼是一种隐性遗传，这也说明了为什么现今“竖眼人”很少的原因。
        第三，横眼是彝人当今普遍的眼型，是阿普笃慕与古滇北氏族联姻的证据。如前所述，在阿普笃慕及以前，彝族人的祖先是竖眼人，当他与洛尼山当地的“仙女”成婚后，彝族人开始了横眼人时代，一直至今。今天，北至凉山，南至红河，东至毕节，西至澜沧，所有彝人绝大多数为横眼型，这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阿普笃慕与洛尼山周围古滇北的外氏族联姻，从而改变了后代的眼型；二是所有彝族人均是阿普笃慕的后裔，是从洛尼山向四周发展开来的。


     从三星堆到洛尼山，是阿普笃慕所经受的艰难征程，是彝民族形成的重要历程，也是彝人不畏艰险、踏实勤劳精神的形成过程。在历代彝族人的艰苦努力之下，彝族人民生生不息，奋发向上，创造了灿烂的彝族文化，根植于这片热土。而今，在阿普笃慕精神召唤之下，彝族儿女正意气风发，投身于新的时代建设，不忘祖先，奋勇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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