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开远市民间传说所见彝汉关系考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开远市民间传说所见彝汉关系考
冯熙，来源：http://fxunhappy1983.blog.163.com　　　
      摘要：开远彝族究竟是土著居民，还是经由外地迁徙而来？往往众说纷纭，却莫衷于是。以当地流传的民间传说故事作为我们考察这段历史的载体，当中的反映，或真实，或失实，却无疑生动地再现了彝族在与汉族交往过程中的自我定位、民族心理，以及他们的生活环境所决定的经济形态。
    关键词：彝族 汉族 民间传说 彝汉关系 民族心理 经济形态

    彝族，是开远地区少数民族中历史久，人口众，分布广，支系多，民族民间文化较为丰富的一个民族；汉族，作为我国发祥较早且始终居于文化领先地位的民族，其强势的“话语权”，不断辐射和冲击着“出自幽谷，迁于乔木”的彝族文化，而历来存在的“中国所谓华夷之分，纯以其文化发达与否为断，余不语焉”[①]的观点，无疑使得彝族文化的传承者们，取长补短，不断兼收融汇汉族文化。在长期民族发展的历程中，在彝族群众口耳相传的民间故事里，我们得以展演已然依稀的文本，考释彝族先民们的价值取向，愿望倾诉，甚或利益征战。本文拟举一例分析之。
    开远流传着这样一则《彝族为什么住山头》的传说：汉族和彝族原来都住在南京应天府，子孙后代多了，住不下了，就由圣人领着重新找地方安家落户，几经辗转，选定阿迷州[②]羊街坝。
    等到认地盘的时候，彝族惟恐落后，撒腿就跑，以草结为记，不一会儿，便将羊街坝认下大半；汉族不紧不慢，专挑风水好的地方才认，并立碑为记。地盘认好，就等圣人裁定，只见圣人拔草点火，风助火势，彝族认地的草结被烧得无影无踪，而仅有石碑尚存——汉族得到了自己的住处，彝族却居无定所。圣人只好对彝族说，山上没人认，你们就住到山上去吧！山上山高坡陡，缺水少田，比起汉族来，彝族人的日子一直过得艰艰难难。
    这则传说流传于开远市马者哨乡三家村委会皮坡自然村的彝族群众当中[③]，仔细揣摩，不觉发现它缺少故事生发起源的具体时间，而只用“传说汉族和彝族原来都住在南京应天府”这样含混的措辞交代，这使我们不得不费些周折去推断。有意思的是，该传说所涉及，并非彝族族源。（彝族）族源的问题，自有创世史诗《洪水滔天》、《尼苏夺吉》、《查姆》、《阿细的先基》等传世，该传说只不过是要告诉我们：彝族先民为何来到开远？又为何住上了山头？与族源神话这种更早的历史记忆相比，地域传说则是更为晚近的事了。
    再者，现在普遍认为，彝族至少是云南土著居民中之其一，现可查阅的关于开远最早的史书也称“阿迷初有彝继有汉”[④]，这则传说则认为彝族“原来住在南京应天府”，究竟真实的历史是怎样的呢？它还能被还原吗？这就需要我们回到问题的“原点”来讨论了。
    云南长久以来被视作极边之地、化外之邦，又加上交通闭塞，与内地极少交往，中原王朝统治者虽欲实施控制，却往往鞭长莫及，望而兴叹。若论汉族的大举入滇，最早也不过是上溯至明朝初年的事：明洪武十四年九月（公元1381年），朱元璋派“傅友德为征南将军，蓝玉、沐英为左右副将军，率师征云南” [⑤]，并“上谕傅友德等，以云南既平，留江西、浙江、湖广、河南四都司兵守之，控制要害”，“以为万世不拔之计”[⑥]此后方才有屯田戍边，汉族陆续大批迁入云南之后续，云南一地的人户也从此发生了变化：“明初云南户口只有五万九千五百七十六户，经两百多年的发展到了万历初年，已增至四十七万一千零四十八户，其中军户总计三十三万五千四百二十六户，占百分之七十一强”。[⑦]可谓熙来攘往，蔚为壮观，这一历史进程，无疑深刻地改变了云南辖地的民族结构。阿迷碑记中，尽多先民“原籍南京应天府”之类的笼统记载，亦肇始于此。
    迁居云南的汉族，不仅拥有开疆拓土的光环，还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艺，“讲礼仁让，敦说诗书”[⑧]的文明风尚。因这一层独特的文化标识，自有足以炫耀堂皇家世的底气，与土著居民相比，更有先进对落后、文明对野蛮的区隔，汉人的增多，优势的强化，不断冲击着原住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当地土生彝人与汉人由最初的互为聚落，不相往来，逐渐发展到后来频繁的交往、融合[⑨]，当中自然而然伴随，抑或生发出一些微妙的民族心理：但凡一个民族，其文化的形成，皆因其原初阶段所处地理空间的相对隔绝封闭，形成与他民族之间相互交往的客观屏障，从而造就了本民族文化独立存在、发展的时空，这种客观条件使得该种民族文化，在其原初阶段，尚可游离于其他民族文化的影响力之外，回避与其他民族文化的关联，保障自身特定文化的从容展开，但随着自身发展的逐渐成熟，与外界交往的不断扩大，而当他遭遇到另一个相较而言，文明程度远在自己之上的民族，并渐染风习，逐步接受先进民族的价值体系，试图摆脱自己“负性强悍”[⑩]的蛮的形象时，尽管还未至于变服以从俗兮，却也已经开始了在尽力保持自身个性特征的同时，对本民族文化进行内聚、整合。这则传说所反映的彝族祖先原籍南京应天府的观念便或多或少地带有这一特点：
    不远千里移滇屯军屯田的汉族与本地土著民族的融合，既是一种因应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一种不由自主的主观行为。当这段不由自主的融合发生时，远在他乡的“异客”为满足自己念祖归宗的传统道德观念，往往运用既有的惯例书写记载下自己的“来路”、“出处”，以示不忘其“本”。数代人之后，最初与土著民族融合的具有汉族血统的先民后裔，早已被彝化入土著人之中，但他们记载自己“来路”和“出处”的这段历史，却被他们的掺杂汉彝血统的土著后人所认同。当然这种认同是被动的、抑或是一种“以讹传讹”的认同，而非是一种主动的认同，不过这种“半推半就”的认同融合了汉民族强大的文化优势，更有厚重的历史感了。于是有了在口耳相传的群众史中，彝族先民自己的祖先也来自南京应天府的这一认知，一辈辈地灌输给他们的下一代，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得到其后世子孙的强化，流传至今[11]。

    再回到该故事提供的文本，问题是，在已经追溯了与汉族同出一源的心理需要得已满足后，彝族先民为何还要塑造汉人聪明住在占尽天时地利的田坝，彝人老实却只拣得贫瘠的山头艰难过活，这样的对立呢？
    单从故事文学性的层次看，面对面前具有强大文化优势的汉民族，故事中每一个角色的设置，每一个行为的表现，都渗透着传说讲述者对现实的曲折描绘，渗透着彝族普通民众内心试图改变“现状”的希翼与期许，借助传说所预设的这一场景，不过是表达他们深藏内心的愿望倾诉罢了:彝人勤劳能干，做事认真，却未能够认下良好的居住环境，而与水草丰美的良田失之交臂，失之桑榆，收之东篱，自己艰难过活无所谓，只有将教训印在子孙后代的记忆里，让他们千万不要懒惰懈怠，生活不易，更应辛劳为之。这就使得这则看似平常的传说故事便凸显了训诫和教化的功能。汉人“颖悟过于他族”，[12]是值得肯定和学习的，同时，彝人朴实直率的性格也跃然纸上。
    值得一提的是，传说中的“圣人”，为什么在地盘认好之后他还要“拔草点火”呢?这让人乍一看起来，肯定认为他是汉族，明摆着赶彝族去住山头嘛！但仔细揣摩，他却是整个传说情节发展的关键，他不仅带领两族人的祖先从南京来到羊街，还要裁定地盘，令他们各得其所。没有他，彝族怎么留下住山头的传说呢？又让人觉得“圣人”好像是彝族。撇开圣人的族属不谈，我们看到，正是因为这一角色的存在，他于其中的调解、折冲，才让我们对彝汉关系，以及彝族在与汉族交往中的民族心理变化的讨论成为可能。
    当然，我们也记起“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断，彝人住山头的原因应该不止于传说故事所描绘的那样富有戏剧性，“社会存在”的客观现实才是该文学创作的深厚土壤。考察彝族历史，我们发现，居住在红河境内的彝族，先民是与氐羌有渊源关系的“昆明人”，唐宋时称“乌蛮”，元名时称“罗罗”、“倮罗”，他们“散居林谷”[13]，绝大部分居住在山区或者半山区，社会生产力长期处于落后状态，过着“山居刀耕”[14]的生活，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种植谷、黍、麦、豆等作物，自给自足，但土地贫瘠，逃生颇艰，好在山地森林资源、山货资源丰富，可以兼作采集、狩猎，调剂余缺，与精耕细作、农业发达的汉族相比，显然是两种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形态，因此，问题的根源就归结到了经济生活这一具有本质性力量的因素上来：“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当它所给以充分发展余地的那一切生产力还没有展开以前，是绝对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当它所借以存在的那些物质条件还没有在旧社会胚胎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15]这才是“圣人拔草点火”所要反映的历史真实。
    总而言之，“利用传说来研究古代史不一定是全然悖理的。[16]我的探讨，也只不过作些管中窥豹的努力罢。
（作者单位：开远市文物管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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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新纂云南通志》卷一百六十九，《族姓考·氏族之演变》，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翻印。
[②] 开远古称阿迷，1931年取“四面伸开，联接广远”之意，改名开远。
[③]马者哨乡位于市境中部偏东，全乡皆为山区，田少地多，皮坡自然村隔大黑山与羊街坝相连，故而“汉族住田坝头，彝族占山头”的传说，依据现今所处地理位置来讲，是可信的。
[④] 《康熙阿迷州志·风俗志论》。
[⑤] 《新纂云南通志》卷五，《大事记五·近古代一》。
[⑥]《明太祖实录》，卷一四三，洪武十五年三月丁丑。
[⑦] 方国瑜主编，《云南郡县两千年》，云南广播电视大学，第167页。
[⑧] 《康熙阿迷州志·风俗志论》。
[⑨] 现在开远的地名中，诸如：马者哨，红果哨，雷公哨，棠栗哨，安边哨等，从其“哨”的性质，尚可见军屯的历史遗痕，但这些村寨如今的居民，则多半甚至尽数均为彝族，民族间的交往由此可见一斑。
[⑩] 《康熙阿迷州志·风俗志论》。
[11]现存市文物管理所、于2002年9月18 日征集于马者哨乡三家村委会皮坡村的彝文经书中，就有一册《家谱序》，以其彝族祖先明时在南京做官为引，追溯本家族历史；当然也存在这样的情况：彝、汉通婚后，彝族以汉族的祖先为祖先，自身仍然保持彝族的民族性。
[12] 《阿迷劝学所造报征集地志编辑书》，《人口·种人》条。
[13] （唐）樊绰，《蛮书》，卷四。
[14] 《康熙阿迷州志·风俗志论》。
[15]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人民出版社，1955，第1页。
[16] 《沫若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第十一卷，第63页。拼命的死缠烂拖 以为会得到一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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