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卫红：浅谈布摩文化发展演变和抢救彝族古籍文献的重要意义-首届布摩文化论坛论文集

浅谈布摩文化发展演变和抢救彝族古籍文献的重要意义

陈卫红

　　彝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在几千年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彝族人民创造了悠久的文化和文明。如彝族先民创造的十月太阳历，它根据地球环绕太阳运行周期制定。把一年分成十个月、每月规定为36日，过完十个月以后，把五天或六天作为过年日。它能准确地反映出季节的变化。它的精确度超过了古埃及历和玛雅历。在古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彝族是少数民族中最早使用文字的民族之一。一些研究彝族文字和文化的学者认为到魏晋时期彝族就有了较成熟的文字。然而据从民间发现的大量的彝族古籍以及我省赫章可乐考古出土的大量战国秦汉时期的青铜器上镌刻的古彝文，证明彝族使用文字远远早于战国秦汉时代。如汉族文字传说为黄帝的史官司苍颉所造一样，彝族文字也是布摩所造。“哎哺先为布，哎阿祝布摩，时姆伟布摩在上，为天定秩序。哺卧厄为布，洪遏悌为布；奢娄斗布摩在下，理地上秩序。后为布僰氏，布奢哲为布，僰洪遏为布。有布摩就有字，有布摩就有书，有布摩就有文，有布摩就有史，布摩识文字、布摩识天象、布摩说天文、布摩识地理，布摩能辩史。”（彝族源流），布摩除了创造文字，而且神通广大，参与部族政权的决策管理，主持祭祀、保管史书典籍，还参与对外战争的指挥决策。在彝族的政权结构中，“祖、摩、布”相当于汉族的“君、臣、师”， 布摩的社会地位很高，无疑属于统治阶级和贵族。因此，可以说彝族文化主要就是布摩文化，或者说布摩文化是彝族文化的灵魂和代表。

　　把有文字的中国几个少数民族的文字与汉字比较一下，我们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藏文、蒙文、满文、阿文（阿拉伯文从外国传入），朝鲜族文、苗文（老苗文）都是表音文字，与汉字差别很大。而彝族文字为方块字，并为单音字，这与汉字极为相似。汉字六书中的象形、指事、会意、形声，以及单体字、合体字，都可以从彝族文字中找到相同和相似之处。这是不是可以从一个方面证明，居住于西南的彝族先民，与居住于黄河流域的华夏先民曾经有过文化的交流呢?司马迁《史记》中云：“帝颛顼高阳者，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也。静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差才以任地，载时以象千，依鬼神以制文、治气以教化、诚以祭祀。北至于幽陵，西至于流沙，南至于交阯，东至于蟠木。”其势力围基本上到达今外蒙东北、新疆，东到沿海、南到五岭以南的广大地区。那么在文化方面华夏民族与西南少数民族在文化方面的互相交流影响借鉴就是正常的了。

    　赫章县彝学专家王秀平先生在《彝族布摩文化简述》中说：“彝族先民帝高阳颛顼时代已形成了统一性的国民宗教礼仪制度。”如果王秀平先生的立论有据而成立，那我们就能理解彝族文字与汉字在结构，造字方法的相似甚至相同这一现象了。

    　彝族先民曾创造悠久的布摩文明和文化。但千百年来，由于战争的频繁，民族的迁徒以及政治制度的变迁（改土归流），所造成的布摩的职能演变以及大量彝族典籍经史的损毁轶失，布摩文化日渐衰落。如三国时诸葛亮平定西南对少数民族的征巢；元朝忽必烈灭宋统一中原后对西南少数民族的征巢及对起义的镇压，明洪武年间付友德进军滇黔的战争；奢崇明，安邦彦反明长达8年之久的战争；吴三桂征巢水西的战争；吴三桂反清后，水西兵助清庭平定吴三桂叛乱的战争，……这些战争除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及人民的生产生活以及土的破坏外，对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文化发展也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和破坏。更由于当时元朝、明朝、清朝统治者的民族歧视政策，强行推行外来文化，对当地少数民族文化进行限制甚至破坏，甚而认为布摩文化是巫术，大量焚烧布摩的典籍征文。改土归流后，彝族“祖、摩、布”的政权结构体制受到冲击，布摩的职能地位发生了改变，布摩从贵族转为平民，职业也私人和个体化，地位大大受到影响。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时期，布摩文化更是不能幸免，布摩文化被认为是封建迷信，布摩被打成牛鬼蛇神，布摩的职业活动从公开转入隐蔽，从受尊敬到歧视，布摩的职业面临断代。

   　 以上，政治、历史因素都是阻滞布摩文化繁荣发展，导致布摩文化衰落的原因。

   　 彝族的文字虽产生很早，布摩文化虽然历史悠久。但纵观布摩文化的历史发展，就会看到这样一个现象，在西南地区、千百年来，布摩文化还没有真正建立和形成一个完整的文化理论知识体系，或者文化知识大厦，也没有产生一个真正的有历史记载（彝族史籍记载）文化大师或大学者代表人物。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

    　这原因，我认为有以下几点：

    　一是在古代和中古时期，即彝族六祖以后，彝族社会形成很多部落、支系，各部落支系为了各自的利益和生存，从未间断过为掠夺土地、财产、人口而发生争斗，甚至战争。因此，在西南彝族居住的地区，由于内部争斗，外部征战多，从来没有过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统一的国家或政权组织，因为只有这种统一的国家或政权组织，才能对一地区的文字，文化教育等方面进行统一的整治、规范。如秦时统一文字度量衡，新中国建立后普通话，简化字的推行，历朝历代的科举考试等，没有强大的行政力量来推行布摩文化，至使布摩文化传播教育推广受到影响。并由于各部落、支系间的争斗甚至战争，布摩的职能主要在军事的参谋决策指挥方面，而文化教育方面的职能变得变较弱，影响了文化知识探索传播。二是布摩在彝族社会结构中处于贵族和统治者的地位，他们把参与最高统治者的决策管理，掌握典籍，主持祭祀等看作是一种特权，因此，除了自己的子孙和贵族子弟外，他不愿把布摩的文化知识传授给他人，尤其是平民。因为如果那样他就会失去其特权和利益。所以，在布摩文化的历史上几乎没有设馆办学传授知识者。而汉族的老子、孔子、墨子、荀子、孟子由于他们都来自平民阶层所以他们能设馆讲学。孔子提出“有教无类”他曾达到弟子三千、贤人七十，墨子是手工业者出身，他的学生大都是低层工匠和其他劳动者，荀子曾到稷下学宫讲学。甚至孔子、墨子、孟子、荀子都曾游学于诸国希望用自己的思想、知识去影响统治者。所以他们的学说得已广泛流传于世，并成为流派。而这正是布摩所缺少的。布摩在改土归流，转为平民，职业私人化和人个体化后，仍很少公开收徒讲授布摩文化，仍然保留着知识职业的家传和世袭。这里除了有传统贵族观念意识的残留外，更主要是恐怕一种怕失去利益饭碗的职业保护意识。这样，从事布摩职业的人越来越少，且布摩经文典籍因大多为手抄，因此，在文字上缺少统一的规范和标准，不利于布摩文化的传承、宏扬，也严重影响彝族文化的发展。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社会文化国家，在这个多民族的大家庭中，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传统文化。彝族文化是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一部分，是民族文化大观园里的瑰宝。而布摩文化则是彝族文化的灵魂和代表。现在布摩文化的现状，非常令人担忧，在整个黔西北地区，布摩不仅人数少，而且其中部分人已步入晚年，这些人家中虽保存着大量的彝文古籍经文，但他们的子女大都不懂彝文。因此布摩职业的传承，布摩经文、彝文古籍的翻译整理面临着断代的危险。针对这一种现状，抢救布摩文化已刻不容缓。原贵州省人大副主任禄文斌同志提出了要“救书、救人、救学科”，原毕节市人大主任禄绍康同志多方奔走，广泛动员，促进了贵州毕节彝文双语职业学校的创办，这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了培育主流文化，重振国民精神，建设社会文化强国实现“文化兴国”的战略目标。而对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的抢救、恢复、振兴无疑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一项重要工作。贵州省毕节市彝文双语职业学校的创办是抢救彝族布摩文化的一项重要的奠基工程，我们有理由相信，布摩文化这一彝族文化的瑰宝是一定会重新焕发它奇异的光彩。




　　本文原载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毕节市彝学会和百里杜鹃管委会编撰的《毕摩文化论文集》，并由毕节市彝学会授权中国彝族网发布专栏，转载请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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