禄宗翰 彭希义：近三十年来学术界学术论文中有关“毕摩”文化研究的综述

近三十年来学术界学术论文中有关“毕摩”文化研究的综述

禄宗翰   彭希义（贵州民族大学民族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彝族毕摩（编者配图）

　　关于彝族毕摩文化的研究，是彝学研究中一个最主要、最核心的部分，学术界于这方面的研究论文不下400篇，由于篇幅和资料搜集等条件所限，本文只搜索了近三十年来中文期刊网论文“篇名”中有“毕摩”二字的文章（抱括硕士论文）以及少部分我们找得到的论文集中的文章进行分类综述。
　
　　为便于论述，我们将这些论文分为综合论述、学理分析、保护开发、古籍文献、艺术研究五大类。由于毕摩文化中各方面内容的有机联系性特点以及论者论述风格等原因，以上分类不一定准确的反映每一篇文章的所有内容，但我们在将文章归类时都认真斟酌了每一篇论文论题的主旨以及文章的主要内容，当然如果还有不当之外，还请论者原谅。下面是我们对近三十年来毕摩文化研究的学术论文的分类综述。
　
　　一、综合论述类
　
　　毕摩文化作为彝族文化的精髓，内涵丰富，涉及广泛，一部分学者综合了毕摩文化的各方面，从总体上论述和介绍了毕摩及毕摩文化的性质、起源、内容等。何耀华1988年发表的《彝族社会中的毕摩》[1]一文系统地就彝族社会中毕摩的历史源流、职能、法器经书、占卜方式、性质和社会作用等方面进行了综合的介绍，让人们直观的了解到了毕摩文化的整体风貌，其中大量引用汉书文献，对于毕摩历史流源、法器及占卜方式的记述详尽，为之后的毕摩文化研究学者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是毕摩研究领域重要的参考文献。之后，余宏模于1996年写的《贵州彝族毕摩文化》[2]，对贵州彝族毕摩及毕摩文化的形成和崛起、毕摩文化的基本内容和特点、彝文宗教经典古籍等进行十分详细的论述，特别是对贵州彝文典籍进行了不同类别的划分和归纳。张德元的《论彝族毕摩的性质及历史贡献》[3]，针对彝族毕摩的源流进行了探讨，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对毕摩的性质进行了分析，并对毕摩的贡献进行了评价。巴莫阿依《中国凉山彝族社会中的毕摩》[4]一文则是立足于凉山地区，在综合介绍之外，侧重介绍了凉山彝族社会中毕摩的社会性质、宗教观念、及毕摩阶层所遵循的职业道德等。关于毕摩文化的特点，也有不少学者在他们的著作中有所论述，而她的另一篇文章《试论彝族毕摩的传承和教育》[5]则是把目光转向了彝族毕摩传统的传承及教育，重点介绍了彝族社会中毕摩阶层的传承方式及教育内容、形式和方法等内容。左玉堂在他的《彝族毕摩文化试论》[6]中认为毕摩文化的特点有三个：崇祖敬宗、巫术仪式与祭祀仪式杂糅为一体、融会 “儒释道”三教文化于一身；苏静的《浅析甘孜彝族毕摩的职能与特点》[7]一文，总结毕摩的特点是：信仰毕摩神、遵循严格的“毕阶摩阶”和良好的宗教职业道德。庹修明的《黔西北彝族毕摩经典中的文化图象》[8]一文，以彝文古籍为载体，通过对黔西北古水西地区的阿哲彝书、古乌撤地带的乌撒彝书,分布在六枝、盘县、普安一带的阿旺热彝书的介绍，集中展示了贵州黔西北地区彝族文化和毕摩文化中有关哲学、宗教信仰、艺术、天文地理等方面的内容。马锦卫、曹晓蓉的《彝族宗教文化的传承与流变》[9一文，通过史籍考释、田野调查, 对彝族宗教的产生、发展、演变等文化现象进行了阐述, 提出彝族有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的宗教信仰, 并定论自然崇拜产生自母系氏族社会, 祖先崇拜产生自父系氏族社会。杨兆云和单江云的《论彝族毕摩的角色》[10]一文则把毕摩的社会角色划分成了教师、祭司、医生、艺术家、亡灵引路者、裁判者六类。
　
　　除此之外，综合论述毕摩文化的论文还有很多，易谋远的《论彝族“毕摩”的地位、作用和性质》[11]、黄承宗的《凉山毕摩浅谈》[12]，徐铭的《毕摩文化论》[13]、卿玉弢的《浅谈彝族毕摩文化》[14]、博什拉洛的《源远流长的彝族毕摩文化》[15]、曲木尔足的《浅谈彝族毕摩的由来及其地位》[16]、陶学良的《彝族文化研究鸟瞰》[17]，夷吉木哈，阿乍窝芝的《“毕摩”刍议》[18]、禄玉萍的《浅谈彝族毕摩的主要角色及从业道德》[19]、张德元的《论彝族毕摩的性质及历史贡献》[20]、顾尔伙与巴登尼玛的《彝族毕摩传承方式的特征及原因探析》[21]等文章，也从总体上论述和介绍了毕摩及毕摩文化的性质、起源和内容，因为篇幅有限，笔者就不在这里一一展开介绍。

　　二、学理分析类

　　近年来，毕摩文化的研究发展可谓突飞猛进，不少学者在田野调查和文献研究之外，更是运用了各学科的理论方法为指导，对毕摩文化的各个表现形式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万志琼的《阐释人类学视域下的毕摩及其信仰之意义与生命力》[22]一文，围绕着楚雄市彝人古镇一位德高望重的彝族毕摩死亡原因所发生的主、客位争议, 从阐释人类学的视角切入，深刻地揭示了毕摩及其信仰存在在彝族社会中的意义和生命力之所在。王进的《宗教场域论：一种民族研究的新范式-以彝族毕摩教为例》[23]以及王进，廖玲的《毕摩场域论-布迪厄理论在毕摩研究中的运用》[24]、王进，张巍的《彝族社会的毕摩场域》[25]等几篇文章，以“场域”作为分析单位或阐释视角，从而来研究彝族社会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 毕摩场域”，他们认为全面理解和把握毕摩场域的意涵, 有助于对彝族毕摩进行一种新视角的诠释与解读。王进的《布迪厄资本理论视域下的彝族毕摩》[26]则运用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的资本理论对彝族毕摩的存续问题做了较为深入的思考，提出彝族毕摩主要拥有文化资本、社会资本, 同时还具有象征资本。《毕摩文化再生产论-布迪厄理论在毕摩研究中的运用》[27]以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论”为切入点，结合彝族社会和毕摩自身的实际情况，从文化再生理论中的“生存心态”、“权利正当化”、“象征性实践”三个方面分析和探讨了毕摩文化再生产的基本动力、运作逻辑和本质意涵。此外，王进和熊永祥的《毕摩惯习论—布迪厄理论在毕摩研究中的运用》[28]一文，采用法国哲学家及人类学家布迪厄的惯习理论，结合中国彝族社会的实际情况和毕摩自身的历史境遇，探讨毕摩惯习的实质内涵与风格特征，为科学地看待和认识彝族毕摩提供了一种新视野。张永华的《对凉山彝族毕摩信仰与主观幸福感的调查研究》[29]采用自编量表与主观幸福感量表进行抽样测试，运用心理学的各理论进行分析，得出了凉山彝族民众的主观幸福感在毕摩信仰的不同得分组和不同年龄组中差异显著; 凉山彝族民众毕摩信仰与生活满意度、正负情感显著相关; 毕摩信仰对彝民族的主观幸福感有积极的“心理整合”效应。徐睿的文章《女性形象动态变迁的宗教镜像——对凉山彝族毕摩教反思的性别视角》[30]与《相辅相成的“困扰”仪式与“越轨”仪式——从女性视角审视凉山彝族毕摩教》[31]也很有特点，前者从变迁的角度探讨了毕摩教视野里动态变化的女性形象, 展示出彝族女性在社会中逐渐“边缘化”、“卑微化”的变迁过程；后者则运用仪式理论，对彝族社会里的毕摩教仪式进行分析，认为毕摩教的宗教禁忌和仪式，强化了“男尊女卑”的意识形态。也有学者通过学科理论对“毕摩”的定义作出论证，如朱元富的《毕摩不等于巫师》[32]和《误解、误译与误导-文化空缺与“毕摩”翻译》[33]两篇文章就认为不少学者对“毕摩”的理解和翻译有误，文章在论述毕摩的界定问题的基础上，提出英文翻译中的毕摩不应该为现在普遍翻译的“Wizard”而应翻译为“Bimo”或者“the Yi People’ s Priest ”或“the Yi Priest。”尔古果果的《浅论彝族毕摩仪式的现代心理治疗价值》[34]一文，从现代心理治疗的视角出发，阐释了毕摩仪式的心理治疗作用，并将两者的精华之处相结合，对我们客观、科学地认识毕摩仪式具有重要的意义，对充分地利用和开发毕摩文化的宗教仪式心理治疗功能也有实践价值。李世忠，孟之仁的《彝族星月历》[35]通过对彝族关于星月历的古文献研究，总结了彝族星月历的特点，论述了星月历与彝族古代生产、生活的关系以及星月历产生的年代问题，最后则探讨了彝族星月历的科学原理。除了上述文章之外，还有大量优秀的学理性论著，如沙马打各的《论彝族毕摩在传承与传播“支格阿龙”中的作用》[36]、师有福的《彝族毕摩文化中的五行生命时空观念》[37]等文章，均运用了各学科的理论知识，分别对毕摩文化所涉及的不同领域进行解读，可谓各具特色。

　　除了学理分析类的文章，宗教仪式作为毕摩文化一个重要的载体，在毕摩文化研究方面的学者还对这些毕摩仪式过程和内容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普忠良、李昆的《彝族毕摩祭祀用词研究》[38]以用彝语东部方言禄武土语的彝族毕摩所使用的祭祀词汇及彝语、北部方言喜德话的毕摩所使用的祭祀词为依据，参考有关的彝文典籍，把毕摩祭祀词内容分为15类，并列出了一些专门适用于各类法事的经书名称，对彝族毕摩祭祀词作出了深入的探讨。阿牛木支的《彝族毕摩插枝仪式中数学知识的应用》[39]通过对毕摩插枝仪式的描述，图文并茂地分析了插枝仪式里蕴藏的数学思想。对于毕摩的法器研究方面，马尔子《凉山彝族毕摩法具考释》[40]、佚名《彝族毕摩法器》[41]两篇文章均系统地配图描述了彝族毕摩在宗教活动中所使用的法器，对这些法器的用法及功能进行了大体的概括。
　　
　　三、保护开发类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毕摩文化的研究也应该更多关注现实应用性，积极探寻毕摩文化保护、旅游开发、经济发展的途径。首先，关于毕摩文化的保护方面，王光荣的《濒危之中的广西彝族毕摩文化》[42]一文，主要针对广西范围内的彝族毕摩文化做了探讨。他认为广西的彝族人口不多，居住也较分散，但毕摩文化的影响仍然相当深远，但由于时代的变迁和外来文化的冲击，广西彝区的毕摩文化亦呈现淡化和消失的趋势，因此，各级人民政府、民族文化工作者和广大彝族同胞，应高度重视毕摩文化的抢救和保护工作，并就此提出了具体的抢救保护方案。罗静的《从“非遗”视角看彝族毕摩文化的法律保护机制》[43]认为，毕摩文化是彝族民众创造的彝族本体核心文化，具有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各项特征，符合相关认定标准，应当将其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构建合理的法律保护机制，并提出了相应的机制构建方案及具体操作建议。杨丹的《贵州彝族毕摩文化传承人问题研究——以贵州省盘县淤泥乡为个案分析》[44]，以贵州盘县淤泥乡的彝族毕摩文化现状为切入点，深入探讨了毕摩文化传承的问题。她认为，由于受教育普及、经济发展、旅游业兴起以及文化资源开发等因素的影响，使得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远离传统文化，毕摩文化传承的土壤受到了一定程度的侵独，其生存的环境受到威胁，毕摩文化正不断淡化、断层和消失。要使毕摩文化能继续发展和传承，需要在培养学徒、营造生境等方面采取一系列措施，对毕摩文化传承人进行保护。
　
　　毕摩文化作为宝贵的民族文化资源，也是十分有价值的旅游开发资源。杨丽琼的《毕摩文化与彝族旅游开发》[45]认为，毕摩文化是彝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彝族人民的生活、风俗礼仪、精神气质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是极具开发价值的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在文中深入探寻了毕摩文化的旅游开发途径、具体措施与发展趋势。蔡华、吉尔体日、嘎哈史者等人的《对彝族毕摩宗教现状的调查与思考》[46]，通过对彝区的宗教问卷调查、访谈，分析了彝族社会对毕摩宗教的认识和看法，以及当今社会毕摩宗教的功能。提出应积极发掘彝族毕摩宗教中毕摩文化的积极因素，转化为旅游文化资源，促进彝族毕摩文化的不断进步发展。另外，毛燕的《论凉山彝族毕摩宗教功能与社会和谐》[47]以大小凉山的彝族毕摩文化谈起，探讨了彝族毕摩文化的各方面功能，以及彝族毕摩宗教与和谐社会构建的密切关系。提出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彝族毕摩宗教的功能，利用其中的积极因素，使其在彝族农村和基层社区和谐社会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
　
　　此外，也有学者对毕摩文化的变迁趋势作了研究。罗边伍各的《浅谈彝族毕摩招魂仪式对现代教育的影响》[48]，肯定了毕摩在彝族人民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分析了毕摩活动对当代教育的影响，并反思了当下毕摩及毕摩文化存在的危机。万志琼、王东昕的《现代文明背景下云南楚雄彝族毕摩及其文化变迁》[49，从毕摩数量、传承方式和人员结构、毕摩社会地位和职能作用、毕摩角色意识和整体素质、毕摩祭祀做法内容和方式等各方面，分析了现代文明背景下楚雄彝族毕摩及其文化的变化，并对其变迁的原因进行了深入探讨。李宗放的《社会主义时期凉山彝族毕摩浅析》[50]一文，对凉山毕摩的身份、地位、传承、活动作了介绍分析，提出了对毕摩如何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一些认识。
　　
　　四、古籍文献类
　
　　所谓的毕摩文献，也就是彝文宗教经典，是供给毕摩在宗教巫术活动中使用的经书，又可根据毕摩在宗教巫术活动中的需要，将文献具体分为占卜、作斋、祈福、诅咒、百解、谱碟等各种类别。这些宗教经典或毕摩文献，构成为毕摩文化的核心内容或重要组成部份。[51]本文只对毕摩的古籍文献作综述，其他彝文古籍不再赘述。
　
　　近年来，彝学研究者为了保护和抢救毕摩古籍文献，纷纷积极投入到彝文毕摩古籍的调研、整理和译注工作之中。据楚雄州调查，楚雄彝文研究所、州档案馆、州博物馆、州民委、武定、双柏、禄丰文化馆、文管所等部门现收藏的彝文文献约1300部。通过普查尚有500余部散存于民间，还有幸存于荒野山中的500余通彝文碑刻。[52]在2005年，楚雄彝族自治州投入1000万元编译出版《彝族毕摩经典译注》，这是我国首次对彝族毕摩传统文化遗产进行大规模盘点和展示。此次入藏云南省档案馆的《彝族毕摩经典译注》共计100卷，以楚雄彝族自治州毕摩经典为主，同时吸纳了滇、川、黔、桂4省（区）各彝族地区具有代表性的毕摩经典，是彝族毕摩文化精髓的集成。[53]毕摩古籍文献涉及彝族天文、历法、历史、哲学、伦理、宗教、文学、艺术、教育等文化内容，博大精深，神奇绚丽。面对浩如烟海的毕摩古籍文献，文献的提要类例工作也得到了学界的重视。余宏模先生早在1996年发表的《贵州彝族毕摩文化与彝文典籍类例》一文对贵州彝族毕摩及毕摩文化的形成和崛起、毕摩文化的基本内容和特点、彝文宗教经典古籍等进行了十分详细的论述，特别是对贵州彝文典籍进行了不同类别的划分和归纳。指出，在贵州境内的彝文文献，其载体即附着材料或书写材料，已发现的有石刻、铜铭、陶器、皮书、纸张、木犊等。他认为，彝文古籍中民俗部类的十个大类，即民俗类古籍、氏族类古籍、婚姻类古籍、占卜类古籍、祭祀类古籍、献酒类古籍、百解类古籍、福禄类古籍、作斋类古籍、指路类古籍等。[54]李红琴则是以凉山彝族为例，认为大小凉山诺苏毕摩根据仪式活动的需要为其经书分类。如在以美姑为代表的以诺地区,毕摩们大多把经书分为“尼素”、“斯吉”、“枯色”三大部类,形成了独特的仪式经书体系。他进一步指出，凉山彝族毕摩文献,是举世罕见的最真实、最独特、最纯粹的、具有原始性的原始宗教的典型“活化石”之一,它为社会提供了“祖先崇拜”型原始宗教类型的世界上所罕见的独特性范例,是凉山彝族原始文化的真实资料综合性“宝库”。[55 ]巴莫曲布嫫在为“凉山彝族毕摩文献”申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而写的专家推荐书时，,也明确指出毕摩文献有其完整的系统性, 凉山彝族毕摩文献的独特性与稀有性也实为罕见。[56 ]正由于这些特点，2010年3月11日,据国家档案局权威公布,四川凉山彝族毕摩文献已被国家列入第三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毕摩经书是从毕摩产生后，由毕摩搜集、整理、加工、创作的诗辞歌赋、经文典籍。关于毕摩古籍文献的制作和保护也得到了一定的关注。何耀华《彝族社会中的毕摩》一文，认为现今可见的彝经多为清代以来之作。其书写及制作方法因地而异。四川凉山彝族是以竹片锤碎一端，蘸鸡血或木炭锅烟写在木板上，用竹条将左边缝合，以黑布为经皮。不用时由左至右卷成一捆，装入羊皮包供诵念和珍藏。滇、黔彝族是用棉纸制成本子，用墨笔写在本子上。且句多五言，有音韵，比喻生动，便于背诵和记忆。[57]对于彝族毕摩文献的载体，阿牛史日,吉朗伍野认为过去的彝族毕摩文献有竹简、木牍、皮书、绢帛等多种。毕摩典籍的书写。相传古时多用鹰翅、雁翅作笔,后来主要用自制的小棍、竹子削尖,沾自制的“墨汁”(一般选用锅烟适当加水或牺牲血)写成,也有选用红色石头磨成粉末沾水写成的(现存于美姑县档案馆有两卷)。[58]华林的《论少数民族古籍的档案界定问题》认为毕摩经多为刻本、写本、稿本和抄本，他从档案学的角度划分，明确它是一种珍贵的手稿档案，具有档案和图书的双重属性。[59]肖黎煜则是明确的指出毕摩经历史档案的分类，即1、祭祀经2、占卜经3、百解经4、祈福经5、指路经，并充分肯定了毕摩经历史档案的重要研究利用价值。[60]面对价值如此之高的毕摩古籍文献，卿玉弢在《浅论彝族毕摩经书的保护与抢救》中，简要论述了彝族毕摩经书的内涵和价值，保护和抢救笔摩经书的重要性。[61 ]  
　
　　毕摩古籍文献的传承问题一直都备受瞩目。1994年，彝族女学者巴莫阿依在《试论彝族毕摩的传承和教育》一文中，对彝族毕摩的传承机制、教育内容以及毕摩素质进行了深刻的论述。[62]马锦卫、曹晓蓉的《彝族宗教文化的传承与流变》，也对毕摩的传承和发展问题进行过论述。[63]阿牛史日,吉朗伍野在《彝族毕摩文献》中，介绍说毕摩传承具有严格的职业承袭性,毕摩学毕、行毕、游毕、分毕等都具有一套严格的规范仪轨。毕摩文献的传承方式,形成了一种以家传世袭为主导,旁系传承和自行作毕传承为辅的三个层次结构。[64]
　
　　毕摩古籍文献和宗教、文学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学者对这一方面的研究也是成果显著。在宗教方面，左玉堂《彝族毕摩文化试论》一文，通过对毕摩原始巫术和宗教经典的介绍，看出毕摩原始巫术、原始宗教意识、宗教活动，是毕摩文化最核心或最基本的部分，也可以说是彝族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渗透于彝族社会一切领域中的结论。[65]杨永贵的《六盘水彝族毕摩经籍文学概观》通过对六盘水毕摩古籍文献的分析，认为这些古籍文献是文学与宗教的结合体，文学艺术特点浓郁，是展示彝族人民精神世界和情感世界的重要载体，也是研究彝族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他得出三点结论：1、内容丰富多彩，文化板块凸显；2、文学形式与宗教形式的统一；3、以五言诗为表达主体的文学形式。[66]在文学方面。沙马拉毅的《论彝族毕摩文学》，从彝族文学创作历史的角度，认为卓率特依(民间文学)要晚于毕摩文学，因此彝族文学是随着部分毕摩的社会职能的改变，即从奈师一经师一歌师的角色衍化而来的，客观上促使弃文应用从宗教领城向民间社会生活的渗透和伸张。他在地理上明确了毕摩文学的划分：1、凉山毕摩文学；2、滇东毕摩文学；3、滇南毕摩文学；4、滇东南毕摩文学；5、滇中毕摩文学；6、滇东北毕摩文学；7、水西毕摩文学；8、黔西南毕摩文学；9、乌撒毕摩文学；10、广西毕摩文学。[67]
　
　　另外，学者还把彝族毕摩古籍文献也其他的文献进行对比研究。敖行维的《黔西北彝族<指路经>与苗族<指路>的比较研究》[68]，分析了两者的差异及其原因。孙正华在《彝族毕摩招魂经诵与〈楚辞·招魂〉比较研究》一文中，指出彝族文化与楚文化有着较多的联系。本文通过对彝族毕摩招魂经诵与《楚辞·招魂》的主体结构、主题及相关的文化背景、仪礼的比较,试图理出它们的异同。即1、文化背景:灵魂信仰；2、作家文学与民间文学之别；3、类似的结构与相同的主题。[69]

　　五、艺术研究类

　　（一）、绘画

　　彝族人民创造了许多生动、丰富、多彩、独具特色的文化艺术样式,毕摩绘画就是其中一种。
　
　　在西南少数民族绘画中，过去人们只知道藏传佛教绘画、唐卡、纳西东巴绘画，而不知有彝族毕摩绘画，张纯德教授编著的《彝族古代毕摩绘画》于2003年1月由云南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收录了彝族古代毕摩绘画作品454幅,并对绘画作品作了简要概述和分析研究,实为毕摩文化发掘研究的一项新成果。张纯德的《浅论彝族古代毕摩绘画》就是从散存于滇川黔彝区不同年代、不同支系、不同风格的鲜为人知的数百幅明清绘画中总结出的。理论是在《彝族古代毕摩绘画》的文字部分基础上改写的，可填补当今绘画理论方面的空白。[70]白兴发在《〈彝族古代毕摩绘画〉评介》中认为，《彝族古代毕摩绘画》具有以下特点：1、内容丰富,极具资料价值和研究价值；2、鞭辟入里,揭示了古代毕摩绘画的文化内涵。[71]
　
　　古代毕摩绘画与彝族宗教信仰有着密切的关系。原始宗教的各种活动为毕摩绘画艺术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叶峰在《传承于民间的古老画语—彝族毕摩画溯源》中指出，毕摩绘画形象地展现了彝族宗教“万物有灵”、“图腾崇拜”、“自然崇拜”等崇拜论的全过程，也展现了彝族原始宗教向人文宗教过渡阶段的倾向。[72]王四代,颜霁琪的《论彝族毕摩绘画的艺术形式》，认为毕摩绘画是彝族祭司毕摩用于图解宗教观念、祭祀、占卜、驱魔除患的原始宗教绘画艺术,它折射出了彝族古代社会生活和思想的面貌,蕴涵着大量彝族古代历史和文化的信息。它所隐含的传统哲学和宗教思想,一直以宗教艺术的方式深远地影响着彝族人民的生活。根据其用途毕摩绘画大致可以分为护法防卫类神图、祭祀神座图、驱鬼除患类木板画和占卜绘画四大类。为适应宗教内容的表达,毕摩绘画在造型、构图、线条和色彩运用等形式上形成了一些特点。[73]瓦其比火在《论彝族毕摩绘画艺术的形式表现与审美意识》一文中，指出作为原始宗教文化领域的彝族毕摩绘画艺术，在其内容、形式、审美意识上都有自己独到的理论认知。从内容上看，毕摩绘画艺术是为原始宗教的教义服务的，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与毕摩宣扬的彝族毕摩文化和彝族人的日常生活密不可分。在形式上以图画语言的方式或以装置艺术、综合材料艺术、泥塑艺术的形式诠释彝族毕摩文化，使人能直观的感悟和领略神秘的毕摩文化，用绘画、鬼魅模型、泥塑等直观的形象思维阐释晦涩的文字内容，以达到普度众生之目的，并从毕摩绘画艺术的具体作品中折射出彝族人的传统审美意趣。[74]巴莫曲布嫫的《神图巫符与仪式象征──大凉山彝族毕摩绘画中的神话原型”》则是从宗教造型的角度，认为宗教造型是彝族原生宗教祭司—毕摩的重要巫祭手段之一，神图与鬼板可谓是大小凉山弃族毕摩在宗教咒仪上通用的两种典型而独特的巫祭手段.它们既是仪式的阐释与说明，也是神话与宗教典故的形象再现与动态传播。[75]
　
　　对毕摩绘画内涵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巴莫曲布嫫在《画骨传统与文化渊流──彝族毕摩巫祭造型艺术探源》一文中，认为神图与鬼板则构成了最为典型的巫祭绘画范式—以“画骨”为其基本的构图方式与观照特征。笔者认为，这一风格的衍成有其文化的规定与文化的境域为制导:一则与彝民族文化心理中的“根骨意识”有密切关联，二则与远古氏羌文化传统有直接的源流关系。[76]张纯德的《彝族毕摩绘画中的阴阳观》从传统文化入手，认为彝族毕摩绘画是源远流长的一种艺术样式,其中包含了彝族文化多方面的意蕴。插图画《益博且争》(意译《阴阳论》)是其中的一个范例,突出呈现了毕摩绘画中的阴阳观，文章简述了这一阴阳观的具体内涵与意义。[77]杨帆的《毕摩绘画宗教文化内涵刍议》则从毕摩绘画的起源、毕摩的根本职能、毕摩绘画的内容、彝人原始宗教同外来宗教相通相融四个方面来理解毕摩绘画的宗教文化内涵。[78]瓦其比火的《古朴而神秘的线描艺术——论凉山彝族毕摩画》以图文对照的形式佐证了毕摩画是一种线的艺术,深入浅出的论述了毕摩画是一种独特的内质结构画法及其审美价值与功能,阐释毕摩画是彝族古朴而神秘的原始宗教艺术的延续和发展的产物。[79]
　
　　有别于毕摩绘画的传统研究，毕摩绘画的现代性研究则更具有时代意义。吴虹的《论凉山彝族毕摩绘画艺术的美学思想特征》，从西方两个具有代表性的美学思想入手，对这个古老的绘画艺术的美学思想特征进行初步的阐析，即1、凉山彝族毕摩绘画中的柏拉图美学思想；2、凉山彝族毕摩绘画中的超现实主义审美观。[80]叶峰的《从原始符号到现代图式——云贵川彝族毕摩画概览》，从艺术文化学、美术学的视角,研究分析了云、贵、川三地彝族毕摩画的产生、发展及其彝族人生产、生活和精神世界间的关系,着重探讨出了四川凉山彝族毕摩画至今还保持着“原生态”,而贵州、云南彝族毕摩画正向“现代彝族毕摩画”的形态过度与变迁。[81]李娟在《彝族毕摩绘画与二方原创》一文中，指出设计的时代性与民族性并不矛盾,“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民族性”不等于“局限性”。因此,融汇东西方文化的精髓,更深层次地去挖掘中国文化艺术中的宝贵财富,对中国古代以及民间的艺术进行深入的学习、研究和创新,才能使中国的文化更好的借助设计这一媒介传播于世。[82]叶峰的《物语的自述带——试论彝族毕摩绘画艺术的工具与材料》则是从材料的现代性上寻求突破，从绘画工具与材料的视角，探索毕摩画的物化形式和不同媒介构成的绘画艺术语境状态，阐释毕摩绘画艺术的工具材料具有就地取材与现代材料相结合的特点，同时论证了毕摩绘画艺术与材质“物语”的紧密关系。[83]
　
　　刘冬梅的硕士论文《大凉山彝族毕摩绘画考察:以美姑地区为个案》，是基于笔者多次到凉山彝族自治州各地的考察而写成。第一部分介绍了考察的背景;第二部分介绍了毕摩绘画的历史源流、传承方式、使用的场合等;并分析了这种图像在彝族文化结构中的位置。第三部分则是对毕摩绘画的形式和内涵的研究。第四部分，将视点放到当代社会的语境中，关注不同人群对毕摩绘画的态度，也注意到毕摩绘画形式与意义的拓展与变迁，以及绘画与族群表达之间的关联。[84]

　　（二）、音乐
　
　　关于唱腔的曲调。从凉山州彝族学者曲比兴义对毕摩的研究来看，毕摩经诵属于一种说唱艺术，毕摩的各类经书都有其特定的曲调和唱腔。他还提到，作为彝族毕摩唱述经文时一种常见的唱腔，“毕”的主要曲调有五种，即怀念调、呼唤调、诅咒调、祭祖调、送神调等，各曲调都有着独特的音乐特点。[85]
　
　　关于唱腔的分类。龙课贵在《红河县彝族毕摩唱腔种类及其内容》一文中，就红河南岸部分彝族聚居区，而主要又是红河虎山彝区毕摩唱腔而言，对其他地区彝族毕摩的唱腔，从不同的演唱地点、形式、内容，大体上可分为“崩”、“昌”、“甲”、“吸，，、“斗”、“娘”、“特”、“呢”等八大唱腔，46种唱曲。[86]
　
　　关于禁忌问题。张黎的硕士论文《楚雄彝族梅葛音乐文化研究》，明确指出毕摩梅葛的演唱是有严格禁忌的，只能在丧葬祭祀场合演唱，演唱者只能是毕摩，其他任何人不能随意传唱，在整个活动过程中，毕摩作为村寨中唯一可以跟神沟通的人，手拿法器做法事，边唱边跳，其他人毕恭毕敬的坐在一旁虔诚恭敬地聆听着毕摩与死者的对话，毕摩依据需要诵或唱，场面肃穆、神圣。在活动中，毕摩要唱“请神经”、“指路经”、“安魂经”、“驱邪经”及一些安慰死者亲属的内容，包括开天辟地、人类起源、生产劳动、死者生前的日常生活情况、美好祝愿等。毕摩所做的法事步骤是和他所吟唱赤梅葛内容是紧密联系的，具有一定神圣性和规范性，其他人在毕摩的引导下实施相应的祭拜活动。[87]

　　关于毕摩音乐与其他音乐样式的比较。周·特古斯的《“勃额”与“毕摩”——原始宗教仪式音乐文化的跨文化个案比较分析》，在两个不同文化圈(蒙古高原蒙古萨满文化与藏彝文化圈)所进行的田野工作的基础上,从音乐人类学的跨文化比较视角对两个民族的原始宗教仪式音乐文化进行了阐释。[88]

　　（三）服饰、剪纸与舞蹈
　
　　毕摩服饰。张明坤、徐人平在《云南彝族毕摩服饰中的审美意识探析》一文中，认为毕摩服饰作为宗教信仰的物化标志,能集中、综合地体现彝族的原始信仰和民族文化,并折射出彝族的审美意识和审美精神。结合彝族的历史文化、宗教信仰、民族性格、审美情趣,我们可以看出彝族尚虎、崇黑的文化特点,已经积淀成一种民族的审美意识,深刻地体现在丰富多彩的毕摩服饰上。也只有从毕摩服饰所积淀的社会内容中去考察它所蕴含的审美意识,才能真正了解毕摩服饰所具有的独特的审美价值。[89]
　
　　剪纸。巴莫阿依的《彝族毕摩的剪纸艺术》介绍说，在彝族民间信仰活动中，毕摩(彝族民间祭司)创造和运用剪纸艺术来表现和传扬人们对鬼魂、神灵及祖先的信仰和感情。毕摩剪纸无论在题材、表现方式和艺术风格上都有自己独特的面貌。下面就笔者在家乡凉山跟随毕摩做法学习中了解的情况，对毕摩剪纸进行初步的分析和探讨。[90]
　
　　舞蹈。余立梁的《毕摩与彝族民间舞蹈》一文，指出毕摩与民间舞蹈的关系，认为毕摩们便会把自己的精力倾注在提高自己的歌舞表演水平上来，年复一年，反复实践的结果，必然促进了巫现歌舞的形成、发展、乃至提高。从这个意义上说，歌舞是远古人类最早创造出来的艺术形式，巫观歌舞是人类最早的社会实践的产物，毕摩便是实践者。[91]
　
　　彝族毕摩文化的论文研究成果是相当多的，许多文章在篇名中没有突出出来，但在关键词、摘要、文章主题中都有涉及。按道理，只有将所有文章都罗列出来，才能使毕摩文化的研究全貌全面的展示出来。但这样的工作庞大，只有将来去搜集整理和归类了。尽管这样，我们认为，本文所涉及的学人成果，基本上能反映学术界于毕摩文化研究方面的基本概貌，至少在论文这一领域是能基本展示的。
　
　　综观以上研究成果，我们认为对毕摩文化的研究是全面的，这些成果对毕摩历史进行了梳理、对毕摩文化在彝学中的地位进行了界定……，总之，这些论文对毕摩文化进行了多维度的探讨，这对彝族文化的探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我们认为，随着学术视角的变化变换、随着文化的变迁、随着毕摩经典的翻译、随着田野调查的深入等等，毕摩文化研究仍有许多潜力可挖，仍有许多领域可以做大做强，这些是摆在我们年轻一代学者面前的任务，我们完全有义务、有责任在前辈们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将毕摩文化的研究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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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权说明：本文原载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毕节市彝学会和百里杜鹃管委会编撰的《毕摩文化论文集》，并由毕节市彝学会授权中国彝族网发布专栏，转载请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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