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文文献翻译规范性问题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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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也写过一些关于彝族的文章，这次写的是彝文文献翻译的一些看法，也可能是老生常谈了，但是问题犹在。
一般很不敢将文章随便发在网上，上次写的一篇文章发在网上后，竟然在某年的彝学文集中看到了成章成段的使用而未能注明出处。区区这篇文章，也是引述多处，不过随引随注，希望带给各位一点点有用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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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文文献翻译规范性问题述略

摘要：彝文文献浩如烟海，囊括了哲学宗教、天文历算、历史源流、文学工艺、科学医药等门类，蕴涵了彝族先民的天地观、人生观等哲学思想以及宗教信仰、历史传承等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对其进行翻译和研究，具有普遍的参考意义，并且在历史学、天文学、文献学等领域具有高度的学科价值。检阅历史而至今日，彝文文献翻译层出不穷，翻译手法不同，形式多样，参差不齐，翻译水平也是各有千秋，孰优孰劣，不得而论。以此，本文拟在彝文文献翻译状况以及彝文文献翻译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对彝文文献翻译的规范性方面进行主位意识和全局意识、专有词汇音译、彝文句读与翻译形式、信达雅等四个方面进行简略的论述，以期说明彝文文献翻译中诸多规范的必要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学术探讨中的规范意识和多元意识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彝文文献 主位意识 音译规范 翻编形式 规范性

彝文文献浩如烟海，囊括了哲学宗教、天文历算、历史源流、文学工艺、科学医药等门类，蕴涵了彝族先民的天地观、人生观等哲学思想以及宗教信仰、历史传承等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对其进行翻译和研究[1]，具有普遍的参考意义，并且在历史、宗教、天文等领域具有高度学科价值。然而彝文文献的翻译和整理研究，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其路漫漫而修远。

一、彝文与彝文文献翻译

彝文是一种由象形文字发展而来的表音义文字，其确切的产生年代尚不可考。不管是神话传说中的吉禄老人，还是彝族古代文献记载的宓阿叠，或者汉文文献记载的阿畸，他们都不是彝文的创制者，而只是在某个特别时期，对彝文进行了加工和改进。诸多历史文献证明，彝文是一种历史悠久的自源文字，是漫长历史进程中彝族先民智慧的结晶。

彝文文献，是指用彝文刻写的包括摩崖石刻、碑帖铭文以及简牍皮帛纸书等载有一定有价值的信息的各种资料。彝文文献数量巨大，内容丰富，历史悠久。彝文文献的翻译和研究历时已久，检阅历史而至今日，彝文文献翻译层出不穷，并于近年来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引发了彝学研究的翻译热潮，出现了大量的翻译作品。

根据彝文文献的产生与发展的规律，参考前辈学人的研究成果，笔者将彝文文献翻译整理的发展阶段界定为历史上的彝文文献翻译、近代彝文文献翻译和现当代彝文文献翻译与整理阶段[2]。

1．历史上的彝文文献翻译

历史上的彝文文献翻译资料并不多见，目今能够看到的文献翻译是《后汉书》记载的《白狼歌》汉字记音，据马学良先生考证[3]，《白狼歌》的汉字记音当为彝文，这可算是现今可见最早的彝文翻译材料。

蜀建兴（226年）的《妥阿哲记功碑》、南宋开庆已未年（1259年）的《拦龙桥碑记》等是今存最早的的彝文石刻文献，虽然不是彝汉合璧，但是其中的汉政权年号、纪年等均是翻译汉语的纪年法，这说明此时彝汉翻译已经存在，并且涉及到政治和历法，由此可以推断，彝汉翻译在蜀汉以前即已大量出现。

《成化钟铭文》是彝汉文合璧的铜钟铭文，铸于明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这是现存文献中最早的彝汉文合壁、两种文字表述同一主题的存世文献。从这个时候起，多能见到一些彝汉文合壁的碑刻及铭文、摩崖等，足见明朝彝文之盛行。《新修千岁衢碑》刻于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碑刻在岩崖上，彝汉文合璧，两相对照，年代不容置疑。明万历二十年（1596年）的《水西大渡河建桥碑》保存完好，是比较著名的彝文石刻文献之一。

以上列举的均是石刻碑记等，同时在明清时期，还出现了大量的彝汉互译的作品。如清乾隆十五年（1749年）成书的《大定府志•夷书释略》中，载有常用的160个彝、汉字的互译法，实际已是一部简明字典；明朝时期出现的《劝善经》、《西行取经记》等汉文著作的彝文译本。

2．近代彝文文献翻译

中国的近代史是文化巨变与重组的时代，这一时期中国文化受到了巨大冲击，同时西南地区的彝族也受到了各种外部因素的影响。近代彝文文献翻译阶段，主要可以分为鸦片战争至民国初年、抗日战争到新中国成立两个时段。

（1）鸦片战争至民国初年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殖民者打着“传教”、“旅游”等幌子，深入我国西南腹地开展各种侦查与掠夺活动，大量的彝文文献在这一时期被偷运到西方，仅在清朝末年就有2000多部彝文文献流落到世界各地[4]。这些被运输出国的文献所占比例极小，其中大部分被传教士收集后焚毁。当然，西方殖民者的介入，客观上促进了彝文文献的搜集与保护工作的进程，同时也将彝文文献推向了世界，开创了彝文文献翻译为世界其他民族语言的先例。如法国人把彝文文献《宇宙源流》译为法文并于1898年以彝文法文对照出版。

（2）抗日战争使其至新中国成立

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国内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南迁，彝文文献逐渐进入国内研究者的视角，国内彝文文献的搜集、整理研究和翻译的工作应运而生，杨成志、丁文江、马学良等一批学者开始对彝文进行系统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如由丁文江搜集、罗文笔（彝）翻译整理的《爨文丛刻》于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国内第一部正式出版的彝文文献翻译著作，对彝文文献翻译起到了开创性的铺垫作用，为以后彝文文献的翻译整理工作奠定了实践基础；马学良先生在这一时段利用在云南进行调研的时机，收集到了2000余册的彝文文献，并有针对性的对彝文文献进行了翻译整理和分类，系统地为彝文文献的翻译和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对彝文文献的研究工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3．现当代彝文文献的翻译与整理工作

（1）新中国建立至改革开放的三十年

文化的发展是与社会政治与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的，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国家的关怀下，民族文化得到了良好的保护和发展。彝文及彝文文献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之一，在党的民族政策关怀下，得到了及时的抢救和保护。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三十年间，在党的民族政策号召下，各地彝区先后成立了彝文文献翻译组织和机构，收集、整理了大批的文献资料，彝文文献的翻译工作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在这一时期，贵州、云南、四川等省先后翻译了《六祖纪略》、《水西全传》、《笃慕史记》、《天地经纬》等彝文经典文献。其中，尤以贵州省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的翻译成果最为显著。如1955年至1966年十余年间，贵州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先后整理翻译了《西南夷志》、《六祖纪略》、《天地经纬》、《笃慕史记》、《阿哲乌撒兵马记》、《水西安氏谱》、《母系史》等一大批珍贵文献。但是在随后的十年间，由于特殊历史因素，先后建立的彝文翻译整理机构被取消，已经翻译整理的文献被销毁，大量散落民间的彝文文献也被搜集禁毁。

（2）彝文文献翻译的新时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彝文文献的翻译与整理工作得到恢复，在党和国家的政策帮助和指导下，彝文文献翻译在原有基础上迅速发展，迎来了彝文文献翻译工作的新时期。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各地彝文文献工作机构相继恢复，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到了彝文文献的抢救与保护工作中，彝文文献的翻译工作得到了全面发展。《彝族源流》、《彝族创世志》（《确匹恒索》、《把书》、《凯咪书》）以及《宇宙人文论》等文献翻译相继问世，标志着彝文文献翻译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

近年来，彝文文献的翻译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大批文献正在被翻译为汉文，编撰成系列丛书和经典合辑或者单本。《彝族毕摩经典译注》等巨著的相继翻译问世，其内容主要涉及人类历史、神话传说、宇宙源流、天文历法等，都是经过搜集整理并翻译出版的历史文献资料，成果斐然，但是更多的彝文文献还有待搜集、整理和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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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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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月飞阳，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生

本文收入首届古典文献学理论与古籍整理方法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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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彝文文献翻译主要是将彝文翻译为汉文，因此本文中的译文、翻译等，均指彝文文献的汉语化。

[2] 本文分类方法为作者的总结与尝试，所列举的成果内容主要参考杨翠英. 彝文古籍翻译与整理百年述略.
中国彝学. 第三辑:71 -79.

[3]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院编. 马学良文集(下).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9.7:180-185.

[4] 陈世鹏. 黔彝古籍举要. 贵阳: 贵州民族出版社, 2004.

另注：上述研究成果的引用，均有注明出处。

嘿嘿，有意看文章的就顶一下咯！
不然看不到噶！
申明不是显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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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2# 苏月飞阳

有思想，有见地。敬佩！可见你对彝文也是很有研究的。

{:3_83:}

回复 5# 狄鼠米口体


    不敢，只是读过几篇翻译的文献，谈一点感受而已，有凭空设想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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