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河州彝族志丛书”再添新作 《红河县彝族志》出版发行

近日，“红河州彝族志丛书”再添新作，《红河县彝族志》正式出版发行。该书是红河县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单一民族志，也是红河县彝族文化发展史上的第一部志书，走在了红河县“民族志”修志的前列。

请将下文改写一篇通稿：《红河县彝族志》是“红河州彝族志丛书”之《红河州彝族志》《开远彝族志》《弥勒彝族志》《个旧彝族志》《建水彝族志》《石屏彝族志》《元阳彝族志》等7部出版发行后的又一部“彝族志”， 是红河县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单一民族志，是红河县彝族文化发展史上的第一部志书，并走在了红河县“民族志”修志之前列。   

《红河县彝族志》自2016年2月红河州彝族学会提出编纂出版 “红河州彝族志丛书”的倡议，《红河县彝族志》编写工作也提到了红河县彝族学会工作的议事日程，并成立了编纂委员会，《红河县彝族志》编写工作正式启动。

然而，《红河县彝族志》主要编写人员都是本单位的领导和业务骨干，既要做好本职工作，又要编写《红河县彝族志》，加上《红河县彝族志》主要编写工作人员大多都投入“精准扶贫”工作，后受2020—2022年连续三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没有多少时间、多少精力顾及《红河县彝族志》编写工作，因而直到今天才同大家见面。

在具体编写《红河县彝族志》过程中，编写工作人员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其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坚持解放思想、存真求实、以史为鉴、可知兴替、秉笔直书、与时俱进、固本培元、守正创新。同时，本着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贴近现实的原则，突出田野性与资料性、历时性与共识性、记述性与释义性、引述性与考证性、史事性与学术性、检索性与可读性、实用性与育人性等相结合的特点，反映乡情、体现乡韵、留住乡音、记住乡愁，融时代性、地方性、民族性和适用性为一体，运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比较全面、系统、客观地记述从古至今红河县彝族社会、历史、经济、文化的发展变化和自然环境状况。

与此同时，《红河县彝族志》章、节、目三个层级结构，并节、 目层级为基本记事单位，在坚持述、记、志、传、图、表、录、索引等志书体例、结构前提下，充分体现时代特色、民族特色，在部分章、节层级下设无题简述或概述。概述置于志首，宏观概括，提纲挈领，总揽全书；大事记采用编年体记述，以时为经，以事为纬，按事件发生的年月日顺序记述大事、要事、新事、喜事、盛事。《红河县彝族志》主要内容有自然与人口、彝族源流、社会历史、经济生活、服饰文化、饮食文化、建寨礼仪与建房礼俗、节日文化、人生礼仪、民间信仰、道德风尚、毕摩与锁斋、彝语、彝文、彝文古籍、文学、音乐舞蹈、教育与体育、科技与医药、人物等共 20 章77节及276个目，加上序、凡例、概述、后记及12个附录，共59余万字，以及反映红河县彝族社会、历史、经济、文化等50幅图片。

《红河县彝族志》突出的和重要的如下几个特点和意义：

第一，谋篇布局和章节标题更加客观、科学、合理、醒目、鲜活。纵观“红河州彝族志丛书”的其他县市且州级层面的“彝族志”，其章节标题更加客观、科学、合理、醒目、鲜活，如：“宗教信仰”更正为“民间信仰”“伦理道德”更名为“道德风尚”；“语言文字”细分为“彝语”“彝文”两章；“毕摩文化”拓展为“毕摩与锁斋”（“锁斋”即“巫觋”——笔者注），因为毕摩（崩耄）和锁斋（巫觋）及其文化长期存在于红河县彝族日常生产生活中，并对彝族社会发展有一定的影响和作用。锁斋（巫觋）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初期，盛行于整个母系氏族社会，没落于父系氏族社会，是氏族政治首领和精神领袖，是无文字的史前史文化代表人物。毕摩（崩耄）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过渡到父系氏族社会初期，在锁斋（巫觋）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是有文字记载的文化代表人物，是传承和发展彝族文化的主要核心人物，毕摩（崩耄）文化是彝族传统文化的精华。又合并了“教育”“体育”，因为当下建制也是“教育体育”一起合署办公；“彝文古籍”独立成章，还增设了“建寨礼仪与建房礼俗”一章。

第二，追根溯源，正本清源，以真实述。以往“县志”“地名志”“政协文史资料”及其他资料集成里，对彝族族源历史、彝语地名、风物掌故等解读、考释、记载有缺、漏、误及轻描淡写的现象，且有道听途说、或望文生义、或标新立异的情形。在《红河县彝族志》中作进一步解读、考释，并一一补阙和更正。如：“县志”且“彝学研究专著”中对红河县彝族族源历史多说笃慕（彝族人文始祖）长子武、乍两支部族的后裔，可根据红河县彝文古籍多家《家谱》《指路经》考释发现，其实是幺子“布、默”两支部族的后裔，并全面翔实地考释记述了红河县彝族大村寨、大姓氏的迁徙历史。

“县志”且“彝学研究专著”中对“毕摩”多作“呗玛”“贝马”“呗马”书写，在《红河县彝族志》作了更正，并在“毕摩”二字后加注本地彝族对其的称呼“崩耄”二字，以作当地彝族的实际称呼。特别是对“锁斋”（巫觋）及其文化的认识，更是一无是处，多界定为“封建迷信”者及其文化，而在《红河县彝族志》中作了客观的记述，一分为二地看待和认识“锁斋”（巫觋）及其文化。

“地名志”中对彝语地名“洛孟”的解释为“系彝语，意即高山上的城镇。”纯属望文生义，还有点标新立异之嫌，姑且不说当时的，至今也是村委会驻地的一个自然村，哪里来的“城镇”？其实“洛孟”是大虎、母虎之意，是其后山形如虎状命名，或其后山曾栖虎自命，更是彝族自命虎族的真实反映，也印证彝族虎图腾崇拜的真实意义；又如“阿邦”彝语地名，“地名志”中解释：“原名‘阿巴’，彝族濮拉语，‘阿巴’为岳父之意，传说彝族濮拉颇迁徙途中，岳父先到此，故称。”其实“阿巴”彝语不仅是对岳父称呼，并是对父亲称呼。再如“安品”彝语地名，“地名志”中解释：“安品，系哈尼语‘阿呸’的演化名。哈尼语‘阿呸’为梨之意。据说，过去多有梨树，故称。哈尼族村。”纯属望文生义。其实“安品”，系彝语尼苏话“阿勒”，为舅母、岳母之意，属于古代彝族实行姑舅表优婚时代遗留下来的文化名词术语，即舅母就是岳母，岳母就是舅母。据说，始建村人是舅母或岳母家族，彝、汉、哈尼三族杂处的自然村。

然而，因限于篇幅，不再一一赘述。

除此，举凡语言、文字、节日、服饰、伦理、歌舞、乐器、医药等由来传说都作具体地、全面地、翔实地一一考察，并客观地记述于《红河县彝族志》中，以充实其文化蕴意和文化内涵。

第三，以史为鉴，承继传统，与时俱进。在具体编写中，举凡涉及地名、民间信仰、历史名词等彝语音译及其他民族语音译，不仅用汉字同音字或近音字记写外，还标注国际音标，以实精确彝语。同时，如实、鲜活地做到“有记写彝语就必书写相应的彝文，有书写彝文就必记写相应的彝语”，以彝语与彝文同现，读彝语便识彝文，看彝文知彝语。还有“文学”章级下设“彝文文学”节级，“彝文文学”节级下又设目级标题如“史诗文学、传说轶事文学、伦理道德文学、婚丧礼仪文学、神灵传言文学、恋情文学、译著文学”等目级，一目了然，并把彝文文学分类及其主要内容梗概首次写入《红河县彝族》中。

第四，以史为鉴，固本培元，守正创新。在具体编写“彝语”“彝文”章节正文内容时，不仅力求做到彝语与彝文相结合，两者同时反映和呈现，而且学习和认识红河县彝语和彝文提供双重方便，更为研究彝语和彝文的专家学者提供了具体、翔实、鲜活的双份资料。又“道德风尚”注重以史为鉴、守正创新的原则，并把彝文古籍解读与口传文献传承、历时性与共时性、传统性与现代性相结合，客观、翔实、集中、鲜活地记述了伦理、道德、风尚融为一体，也如实释读了彝文古籍伦理道德类经籍思想内容，并把其经籍主要思想内容跃然于本志里，以此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参考借鉴。

除此之外，《红河县彝族志》因资料丰富、翔实、鲜活，集资料性、可读性、学术性为一体，也具有较大的社会效益和社会意义，更富有收藏价值和育人功能。

《红河县彝族志》如今已印制发行，但不能与以上提及的“红河州彝族志丛书”的任何一部“彝族志”相媲美，主要原因就是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如国家有关图书出版政策和法规及自身财力、物力的因素，只能以内部资料的形式印制发行，但其社会效益与社会价值、社会作用与社会意义是一样的，并具有“资治” “存史” “教化” “育人” 的价值和意义。因为《红河县彝族志》是全面、系统、翔实、客观记述红河县彝族社会、历史、经济、文化的首部志书，也是全面反映有史以来红河县彝族历史文化的首部“百科全书”式的佳作巨著，并是红河县彝族历史文化史上浓墨重彩的、“前无古人”的鸿篇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