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纯德教授访谈录：笔耕不辍致仕廿十年岁 彝海行舟恰是耄耋芳华

原标题：笔耕不辍致仕廿十年岁  彝海行舟恰是耄耋芳华——张纯德教授访谈录

个人简介：张纯德，彝名德勒阿南，云南禄劝人。1941年9月15日出生于昆明市禄劝彝族毕摩世家，1982-1984年在中央民族大学彝族历史文献专业深造。历任云南民族大学教授，云南省民族学会学术咨询委员，云南民族大学西部民族研究中心主任。多年来从事彝族历史文化、语言文字、彝文古籍等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在民族古籍的收集、整理、抢救、保护方面卓有成效。先后发表论文数十篇，主要著作有《彝学研究文集》《云南彝族氏族谱牒译注》《彝族古代毕摩绘画》《彝族文献对中华文明的贡献》等，与他人合著编著，编写彝文教材多部。合作出版民族文化专题篇5部，并致力于教书育人和毕摩文化的传承。1994年获得云南省政府颁发的“云南省优秀教师”称号。2001年退休，同年荣获伍达观（美藉华人）杰出教师奖。张纯德教授退休后仍笔耕不辍，受聘于省外大学讲学、或学术交流、或往返川滇黔彝区，深入调研，多年来硕果累累。时值张纯德教授退休20年，从事教育工作60年，又恰逢其80岁高寿，笔者就有关问题采访张纯德教授，整理出此篇采访稿，以飨读者。

一、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谈学术背景和学术脉络

李晓旋：张老师，您好，彝族文化界都称呼您为“毕摩教授”，您自己是如何看待这两者截然不同的身份呢？
张纯德：两个身份我都是认可的，可以称我为“从事毕摩文化方面的教授”。虽然我出生在毕摩世家，但是从我祖父开始家中就没有人再从事毕摩职业了。我父亲在东陆学堂分校艺术专科专业就读，东陆学堂就是现在云南大学的前身。他极有艺术天赋，对于绘画、音乐、滇戏、花灯都很有造诣，尤其善画鸟和马。我曾祖是清道光年间秀才兼毕摩，存有大量彝汉文古籍。听着先辈的故事加上父亲的艺术熏陶，自小我就喜欢彝族文化，爱好广泛。但是，于我自身而言，我更愿意做一个单纯的彝族文化传播者和毕摩文化研究者。

李晓旋：您的研究道路，是否受到了毕摩世家的家庭背景的影响？
张纯德：很多人知道我的汉族名字，却不知道我的彝族名字德勒阿南。我们德勒家族最早的祖先曲木德勒是六祖中的第五支，相当于古代彝族社会“君臣师”的“师”，就是毕摩兼学者。我曾爷爷是嘉庆年间秀才，家中彝汉文的藏书量都很丰富，他本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追随者，对儒家经典的四书五经常能背诵，同时他也收藏有法帽和做毕用的经书。从家族支系的名字到家中流传的经书，再谈到家族是毕摩世家，我受到了家族影响是有根据的。至于大家称呼我为“毕摩教授”，也来源于我小时候发生的一件有趣的事，那时候我家里兄弟姐妹很多，农村条件也不好，家中有人生病还是习惯按照老方法请毕摩来看病做毕。我的大哥就说，看我那么喜欢跟着毕摩看做毕，就让我去跟着学，把家族的毕摩传统再拾起来。后面戏言成真，我做了一辈子的毕摩文化研究者，但是我小时候没有真的去学毕摩，只是人们善意的玩笑而已。我和其他小孩一样去读了小学、初中、中专。我们那一代人由于历史的原因，读书的经历都很坎坷，1956-1959年我考上了楚雄师范，毕业后我先后在小学、中学、教育局工作。1978年高考恢复后，我为了自己的大学梦又重新考学，到了当时的昆明师范学院攻读函授四年制中文专业。1982年又考取中央民族学院（现名：中央民族大学），两年毕业后，我回到云南民族大学任教，参与开设彝语本科班，是本专业的开拓者之一。1984年以前云南民族学院只开设了彝语在职干部专科班。1985年开始正式招收本科生，我是彝语专业本科班第一届班主任。

二、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谈与马学良等大师的交往

李晓旋：在您青年时期求学的过程中，有没有让您印象深刻的老师？
张纯德：在中央民院求学的那段经历使我获益终身，印象深刻。我们当时是双语教学，给我们上课教彝语和彝文文献的老师有来自贵州的罗国义、云南楚雄的大毕摩张兴、四川甘洛的岭光电等老先生。罗国义不懂汉文，但是彝文功底深厚。张兴毕摩会背几十本经书，当时他给我们讲授了《劝善经》《作祭献药供牲经》等古彝文文献。岭光电先生，他本身是甘洛的开明土司，年轻时候在南京中央军校就读，1950年凉山解放后担任过四川省政协委员。岭光电先生为人很好，热爱彝族文化的同时又有着中华民族情怀，一生写了大量关于彝族的论著。教授我们汉文的老师有王扶汉先生，他是国内很有名的汉学家，不仅中国传统文化功底深厚、学问扎实，还写得一手好字。现在国内著名的少数民族语言学家戴庆厦先生，当时上我们语言学的课程。马学良、杨成志二位先生给我们开设讲座，马学良先生也是整个彝族历史文献专业的总顾问。

李晓旋：据说您早年就与马学良先生相识，能具体地谈谈吗？这一段交往经历对您日后的研究有什么影响和帮助？
张纯德：1941年，我的姨妈家的两个表姐夫张乃烈和朱琪元因为懂彝语和汉语，就作为马学良的助手陪着他在武定万德土司府调研。那个时候马学良是罗常培先生的研究生，他以龙云学术专员的身份来到武定，龙云就把他介绍到土司那安和卿家调研，那土司是万德土司府最后一个女土司。那土司的彝文水平也比较高，对于彝族的文化也比较了解，马学良就吃住在她家，进行了为期两年的田野调查。把她家的藏经楼和那土司管辖范围内的文献都调查了一遍。调查搜集到的这批文献中除了武定本地的也有附近县民间的彝文文献藏书，这批书后来一部分捐给了国家图书馆，一部分捐给了清华大学，一部分被带到了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就这样，因为我两个姐夫的原因早年就听过马学良先生的故事。直到1982—1984年我在中央民族学院彝族历史文献专业读书，马学良先生直接指导我们专业，我才真正见面认识他，请教他学术。1985年我在云南民族学院教彝族文献学，当时没有专业的教材，我就将明代木刻本《劝善经》，以及马学良先生和禄劝毕摩张文元翻译的《作斋经》作为教材，后来我写信给他征求教材选用的意见，他对这两份教材的选择很认可。《劝善经》从难易程度上来说也比较适中，通俗易懂；从内容上说很有保护生态环境的教育意义，比如劝导彝人春季不狩猎，爱惜蝼蚁命。以后的很多年我和马学良先生一直保持书信来往，参会的时候也见过许多次。1988年，楚雄州召开第二次毕摩座谈会，我将我撰写的稿子，组织民族学院相关人员拍摄的“毕摩与祭坛”的录像以及婚俗的一些录像在开会的时候一并带给他，这些材料弥补了他当时调研缺少条件录像拍照的遗憾。会上马先生提出的“拾得秘俗解彝经”，将仪式、民俗与文本结合起来解读彝文经书的新论点，还有刘尧汉先生提出的“山野妙岭女郎”，也就是广泛开展社会调查的观点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跟马学良先生学习交流的这段经历对我的专业上、精神上、感情上都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和鼓励，他来到了我家乡禄劝作调研，我对他也很有感情。1991年—1992年我到北大进修时利用课余时间去看望过他。后来因为工作繁忙的原因，联系渐少。马先生过世的时候我也没有赶得及送他最后一程，深表遗憾。

三、漫漫田野，寂寂故纸—谈古籍文献调查与整理

李晓旋：80年代以来，您进行了大量的田野调查，搜集整理了许多的彝文古籍，能否介绍一下当时国内彝学研究的情况，以及您和当时的一些专家学者所做的工作吗？
张纯德：改革开放前，当时国内的彝学研究受到阶级斗争的影响，各项科研研究都属于停滞状态，国内当时研究彝学是一片空白，只有马学良、杨成志、高华年几位老先生有过前期成果铺垫。1928年，杨成志先生受中山大学和中央研究院指派，赴云南调查少数民族情况。1929-1930年阶段在昆明阿拉乡撒梅人中间做过调查，以后杨成志先生又深入四川大凉山彝族地区，调查研究奴隶社会结构及彝族生活情况、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宗教信仰、文化特征，写出《云南民族调查报告》《罗罗族巫师及其经典》等书。高华年先生也是中山大学的教授，在昆明西山区核桃箐调研写过《彝族彝语语法》。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民族文化研究迎来了新的春天。国家民委、云南省委、云南省古籍办都传达了整理古籍的指示，颁布了一些抢救古籍的政策和文件。从1982年开始，我们这一辈人才开始接棒做新时代的彝族文化传录。当时贵州民研所的老所长余宏模、陈英等老前辈的专家带领组织我们一起下到田野深入调研。刘尧汉先生指导我们搞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方面的彝族调查。老一辈的彝学专家们很多都是汉族，我们都叫“汉族老大哥”，在中央民族学院彝族历史文献专业学习的这一批学生都是彝族，跟我同班的有来自云南的普学旺、朱崇先、黄建明、普卫华、梁红等，来自贵州的王继超等，来自四川的马尔子。我们这一批学生继承老一辈的衣钵，做了一点成绩，算是弥补了部分空白。

李晓旋：在做田野调查搜集古籍的时候，您觉得最困难的是什么？
张纯德：刚做古籍调查的80年代初，那个时候毕摩还没有从被打成牛鬼蛇神的污名化中全部解放出来，人们的观念还没完全改变。我们去各个县分组调查的时候，能感觉到毕摩越来越少，尤其是有造诣的一些年老的毕摩已经去世，毕摩文化有断层的危险。1984—1986年我在云南、贵州、四川调研过很多次，就发现存在这几个问题：第一，毕摩配合度不高。比如像在元阳县发现一套木刻版的《道德经》，原书有40块版，但是丢失了20多块了，缺损严重。收藏它的毕摩家属由于种种原因不愿意分享，但是古籍现状也令人堪忧。再如昆明寻甸的一个毕摩，家里收藏有法帽、经书，但是对于拍照或者查看古籍都很不配合。第二，交通不便，有些需要保护的地方还没开发，古籍保护的政策也宣传不进去，但是也因为交通不便，经书还留存在世，没有被破坏；第三，受外来宗教的影响。很多年轻人不信祖灵、不信灵魂，却笃信基督教，对于彝族文化不够重视。

李晓旋：2021年4月24日，您捐赠了一批彝文古籍给禄劝县政府，请问这批古籍总数有多少？都是什么类型的？
张纯德：总共捐赠了129卷（册）彝文古籍，23套彝族毕摩文化藏品、5幅民间书画、9件其他类型的藏品，以及彝族文化研究成果18部。这些文献大部分是我1982年以后去调研征集回来的，因为我家祖传的那些经书文革时候都烧掉了。我把早年奔波各处调研的经历总结为：“七上凉山，八下贵州”，地方跑得多了，慢慢地一些毕摩知道我喜欢彝族文化在保护彝族的文献，就主动过来找我，要把家里的经书转让给我。按照文献类型区分，我捐的这批文献以宗教类居多，包括《祭祖经》，这是祭祀里规模最大的经书。还有历史方面的谱牒、契约文书，也有占卜类的鸡卦经、签书。彝族历算书和湖北省云梦泽睡虎地出土的秦简有相似之处，按照功能上说，彝族的历算书和睡虎地秦简一样，是古代人民用来指导日常活动的专门书籍。他们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与当时的数术，制定一套择日书测日，按日之吉凶，取决行止。这种活动常被打成封建迷信，基本上销声匿迹了，只有部分少数民族地区还在使用。彝族的这套占卜卦书一直在民间流传，人们日常占卜吉凶时还会用，是“活”的卦书，而睡虎地秦简是1975年才发掘出来的，两千多年来一直埋在地下，从未有人使用过，当然彝族历算书和睡虎地秦简之间也不存在谁抄谁的问题。按照文献的年代区分，此次捐的经书大部分是清代的，其中有一本毕摩绘画上面出现了大象，是很稀有的，我见到过的多本毕摩绘画中只有这一本出现了“象”意象。捐赠的文物里面历史最久远、最珍贵的的要属明代的乌蒙部世袭毕摩头上的护法神带，距今已经有四百多年了，是1984年我在昭通市永善县茂林乡伍寨吴跃强家调查时候搜集到的，去调查的时候吴老已经60多岁了，他家以前是乌蒙部土司家的世袭土司毕摩，但是到吴老这一代，他既不会说彝话又看不懂彝文，家中的经书都闲置不用了。但他祖上的名声还在，伍寨是个大村寨，寨子里有七八家毕摩，这些毕摩所用的经书基本都是从他家抄过去的。我跟他说我想征集保护他家的这些经书和毕摩文物，打算拿来做教学和学术研究。这个毕摩和他的两个儿子商议后十分爽快地把他家收藏的这些法器，包括毕摩的衣衫、帽子、裤子、披毡，还有一个羊皮箱子装得满满的一箱经书，大概有一两百本都转让给我。当时去那个乡还没有修公路，乡里没有通公路只有马车路，我就背着这些书一路上提心吊胆，既怕主人反悔来追要，又怕村子里其他人不同意，一路汗流浃背又忐忑不安的走了二十多公里到了乡上坐车。这批东西拿回来以后我留了一部分，一部分给了云南省图书馆、云南民族学院民语系资料室，也可以说我们民语系资料室一半的彝文古籍都是我捐的。过了几年以后，他们茂林乡开始重视古籍保护了，于是联合昭通市民委、永善县民宗局通过吴老找到我，希望我能提供一些资料。我又把这些书的电子版、电子复印件彩印了三份，给了地区一份，永善县政府一份，吴老家一份。也算是为地区民族古籍保护做了一件善事。

李晓旋：从开始联系相关人员进行捐赠，到最后完成捐赠仪式，这整个过程您能谈谈吗？您捐赠这批古籍的初衷是什么？
张纯德：1998年，《人民日报》驻云南的记者王长山知道我家有一个“家庭民族博物馆”就来采访我，并把我家收藏的经书还有法帽等藏品拍了照片，这篇采访稿后面刊登在了《人民日报》上。稿子发出以后的第二天就被《云南日报》《春城晚报》《民族文化报》几家媒体转载，大家就知道我家有很多彝族的经书和毕摩相关的藏品。今年有一个武定的同行来采访我，知道我有意向捐赠这批收藏的文献和物品，就在他的朋友圈和微博发了这个消息。禄劝县政府知道这个消息后，就由县政府提出，民宗局局长带队主动来昆明找我面谈，最终确定把这批古籍捐给禄劝。今年的5月24日，禄劝县县委书记、人大主任、县政府、县政协、民委的相关人员，在禄劝凤家古镇举办了“献礼建党百年助力民族文化”为主题的捐赠仪式，又在凤家古镇的土司府开设了专门的展厅。从开始知道消息双方洽谈到捐赠仪式完成，前后只有一周左右的时间。我的家乡在禄劝，这批文献大部分也是从禄劝搜集来的，所以这批古籍也算是“落叶归根”了。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我的三个孩子都没有再继续从事彝族文化研究工作了。儿子是做工程的高级工程师，现在已经不会说彝语了。两个姑娘一个是技工，一个是公务员，两个姑娘虽然对民族文化感兴趣但是也没时间跟着我做彝族文献了。所以为了响应国家提出的“让古籍活起来”的号召，也为了弥补自己心中的遗憾，让更多的人去看到我们祖先的文化，达到资源共享的目的，捐赠这批文献也是把这些资料发挥最大的作用。

李晓旋：您认为当下的彝文古籍保护，当务之急是什么？
张纯德：一、翻译出版的书太少。存世的书翻译出来的只是冰山一角。大部分还沉睡在档案馆、资料室里。比如昆明郊区撒梅人中流传的50多本彝文古籍，除了早年杨成志先生采用音译的方法翻译过一本外，其余的书都还没被开发。近几年虽然组织过几次大型的翻译和整理工作，像楚雄出的那套106卷《彝族毕摩经典译注》，动用了数十位专业人员翻译，耗时十余年，但是和彝文古籍总数相比，未得到有效利用的占多数。二、彝文古籍研究人员年龄断层。目前虽然也培养了许多硕士和博士，但是全身心投入的人太少。并且既懂语言又懂文字的人才太稀缺了，汉语基础好的，彝语基础不好；彝语好的，汉文水平不好，能将二者综合起来学习的人员不多，后续的研究人员跟不上。三、总体缺乏对古籍保护的认识。由于种种原因彝族文化研究的投入资金不足，像《彝族毕摩经典译注》这种舍得投入几千万的项目也极少了。

四、独抱匠心，述而有作—谈著作心得与彝学研究

李晓旋：几十年来，您先后撰写了多部著作，涉及彝族的方方面面，对于彝学研究您有什么好的经验和心得体会？对于彝学未来的发展有什么期望？张纯德：退休前只写过两本书，《彝学研究文集》和《云南谱牒译注》。退休后才开始专心研究。2004到2008年期间主持《彝族原始宗教研究》一书撰写工作，2013年参与由中国社科院牵头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特别委托项目，并撰写项目成果《彝文古籍与西南边疆历史》一书。这本书从历史的角度解读文献，将文献与历史结合起来，用少数民族文献和汉族文献互证，抛弃了过去都只是就文献而文献，单纯解读的模式，达到“补史之缺，正史之误”的目的。以前人们对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记载的：“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中的“君长以什数”是什么意思就不太了解，我在《彝文古籍与西南边疆历史》这本书的其中的一章《彝文古籍记载的西南夷及其后裔君长列传》就进行了补充，可以与《史记》互证。对彝学研究来说，首先还是要喜欢、热爱、积累，打好基本功；其次是要有创新性，研究是对前人研究的补充、校正、开创，不是重复前人的研究。“宇宙为我教师，万物为我教材”，善于发现寻找，发现前人浅尝辄止的内容要深入研究，找到方法少走弯路；最后，利用传世文献、地下出土文献、民族学、民俗学所能提供的参考资料考古发掘出的或者传世远古实物及图像这四重证据法去研究，各方面材料结合。当然有时候不一定同时使用这四种方法，但是最少要有两种。对于彝学研究发展的未来，现在就是最好的时代。改革开放以来是民族古籍研究的黄金时代，各方面的研究都呈现井喷式发展。彝学研究由个人单打独斗的“游击战”到拥有正规的研究团队，由单枪匹马到课题组合作。像近年来出版的《彝族通史》《中国彝族大百科全书》《彝族毕摩经典译注》这种大部头的书都是团队合作的项目成果。贵州重新翻译出版的《彝族源流》《西南彝志》的就是人力、物力投入极高的巨著。这些古籍的收集、整理、翻译工作可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该书在过去一直处于一边翻译、一边出版的状态，所以出版时间跨度也非常长，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陆续出版，此后，贵州民族出版社将完成全部翻译的内容进行重新整理、装帧，从而形成如今这套新版精装的《西南彝志》。但是，同时也要看到我们的不足，改革开放以来到2010年这段时间很是活跃，近几年稍微有点松懈了，希望未来研究彝族古籍做彝学研究的人能在广度、深度上下功夫，多培养专业人员，把年纪断层补上来。

李晓旋：您编写的《彝族古代毕摩绘画》是第一本系统介绍彝族古代绘画艺术的书，反响很大，从零开始研究彝族艺术，您做了哪些资料的搜集和准备？对于彝族绘画艺术与中华文化之间的关系您有什么见解能否分享一下？
张纯德：我是2013年出的有关毕摩绘画的第一本书，该书出版以后也引起了云南省古籍办其他学者的注意和重视，2005-2007年普学旺及其团队也出了一些介绍彝族毕摩绘画的书，像《彝族原始宗教绘画》。受我父亲影响，从小我也喜欢艺术，像彝族传统建筑上鱼、蝙蝠、松枝、蝴蝶的装饰图形，彝族服饰上的纹样配色、刺绣技巧都是我日常观察的对象。书里用的材料也是我断断续续从不同的渠道搜集来的。早年去滇南思茅地区，那边图书馆的一个老师帮助我搜集到了二三十本不同类型的古籍，其中有一本毕摩绘画达到了美术专业的水平，我内心感觉十分意外和惊喜，因为这种是可遇不可求的，有时候去到地方上藏书量比较大的毕摩家里才能在几十本书里有那么一本。1999年我在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进行学术合作研究，与拉筹伯大学语言学教授布雷德林教授相识以后，他知道我有意搜集这些毕摩图就为我提供帮助。他本人在法国读硕士，在英国读博士，对这两个国家比较熟悉。在他的帮助下，收集到一本英国国家图书馆馆藏的毕摩画册，藏图18幅。征集到法国亚洲语言学院仅存的一本，藏图36幅。到了云南做田野，找资料就相对容易一些，武定的一个毕摩是土司家世袭毕摩，他愿意提供给我他家祖传的一本画册。断断续续的我从我老家禄劝地区、宣威、贵州都搜集了几本，都用在了我书里。第二次下去调研搜集毕摩画是为了编写楚雄州出版的《彝族毕摩经典译注》106卷里面的内容。我在玉溪通海县芭蕉箐李姓毕摩家收集到了一本影印件回来，后来这本据说被某一个机构买走了。彝族毕摩画和中国传统文人画不同的是，中国传统画一般是文人所画，有署名落款。彝族毕摩绘画是民间无名毕摩所画，风格和中国文人画也不同，是对中国艺术类型的补充。早期的毕摩绘画除了题材上采用祭祖求神类宗教活动为主题外，还有一个主要特征是在技法的运用上借鉴汉族国画。线条的运用，笔锋的转折，留白的技法，墨色浓淡的交替搭配等中国画的常用技法在彝族各地区的毕摩绘画中都有所体现。到晚期成熟阶段，毕摩绘画的技法日趋成熟，有了自身的风格特色。不仅在题材上有了分类体系完善、表达意义明确的主题绘画，色彩运用上也根据民族宗教概念赋予意义。除了技法，绘画的内容也可以看出民族文化、思想的交融，比如儒释道三教和谐的图画也有很多，包括民间传说中的白蛇、青蛇、许仙和法海图毕摩画也有，图上所画的一个蛇两个头也比较像伏羲女娲图，说明文化之间的交流不是孤立的，是可以和谐共处的，这也是彝汉民族间文化交融的体现。甚至还可以用彝族文化解读三星堆文明，你有没有见过三星堆那个太阳神鸟图？彝族毕摩绘画里面有一个十分类似的。

李晓旋：见到过，您早年的论文《论彝族鸟文化》也是将彝族文化与三星堆鸟图腾做了对比。
张纯德：对，金沙遗址出土的那个四个鸟围绕的是太阳，彝族的这幅是四只鹤围绕太极飞舞。彝族传说里，人是鹤孵出来的。彝语称鹤为“俄”、雁为“更”、鹰为“旦”,“鹤是君、雁是臣、鹰是毕摩”。鹤、雁、鹰在众鸟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并以此来象征君、臣、师的身份等级地位,并演化成地方行政单位。在彝族文化里鸟是有等级的，贵州把“鹤”称为“鹤君长”，“杜鹃”是老百姓。大雁可以作为地区的标志，相当于县级单位。“俄更”是把鹤和大雁连起来，相当于地区，像水西地区就是“木俄更”，云南、贵州两省有十二个“俄更”，就是有十二个地州。李晓旋：这种中华大地上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似，中华文明的多源说向来是学界热议的话题，您的新书《彝族文献对中华文明的贡献》也将彝族文献与中华文明的关系做了系统梳理和论述，您能具体的谈一谈吗？张纯德：这部书是2014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的重点项目“从百部彝族毕摩经译注看彝族对中华文化的贡献研究”的成果，课题在2018年7月12号结题，被评为良好，随后拟在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出版社初审认为内容很好，但书名太长，细节也需要修改加工。于是2018年下半年至2019年5月，课题组根据社科评审专家和出版社意见进行了认真全面修改和调整，书名也更改为《彝族文献对中华文明的贡献》。本书主要分为七章论述“彝族文献对中华文明的贡献”：一、以大量丰富史料证明自古以来云南及西南地区各民族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有深厚的历史根基和认同感，起到“证史之有，补史之缺、正史之误”的作用；二、深入发掘了彝族哲学中所体现出的天人合一思想，彝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除了自身的特质外，也有中华文化所共有的一些共性，其中天人合一思想是最典型的体现；三，彝族十八月历的调查报告证明中国古代曾有十八月历。四、以耐姆—祭祖大典为例，集中体现彝族祖先崇拜，在彝族原始宗教研究基础上阐释了彝族拜祖教，丰富了中国民族宗教内容，以超度祖先灵魂为目的的祭祖大典，彝语称为“耐姆”，“耐”意为氏族或宗教，“姆”为举办、做；五、彝族文学丰富了中国文学，以神话为例，彝族神话种类丰富，数量极多，人类起源神话、洪水神话、创世神话、文明起源神话、彝族古典神话都展现了彝族神话“崇高、凝重”的美学特点；六、彝族文献中毕摩绘画充实丰富了中国绘画，彝经插图源远流长，《华阳国志》中就有关于“南夷巫画”“南夷图谱”的记载；七、彝族古医药文献丰富了中华医药宝库。总之，《彝族文献对中华文明的贡献》这一科研成果践行了习近平总书记“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我国各族多姿多彩的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等一系列指示精神，对增强民族团结，提高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发扬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彝学学科的研究和学术交流都起到了很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