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凉山路遇阿索拉毅

晚归的人 · 发表于 2010-9-12 23:40:05

蛮国诗篇：在小凉山路遇阿索拉毅/胡桑
阿索拉毅不该生在这个时代。他应该是古代某位巫祝，脚踩天台，手握神仗，领受神的语言，谋划民族的具体现实。
可他偏偏生在这时代。于是，他站在了一个奇怪而恰当的位置上。他的奇怪，不仅因为出生在80年代莽汉、非非波涛汹涌的四川，更在于他生活在我们这个标榜现代化的东方古国。我本来想用“异数”这个词，可是怕遭到误读而被弃置。“奇怪”——我找了这个奇怪而普通的词。而所谓“恰当”是因为他的“奇怪”碰疼了我们的时代。
阿索拉毅带着一套奇怪的语汇来了，令我们猝不及防。我第一次见他，是在今年四月我搞的上海大学诗歌节上。他千里迢迢从四川赶来，操一口四川方言，我所奇怪的是，他竟然不会普通话，并且不用彝语写诗。他用方言部分抵御了民族国家的普遍语言对地方语言的侵略，却未躲入最后的堡垒彝语——他体内真正的母语。这就是他出生在这个尴尬时代、尴尬国家的现实处境：既想抵抗这个时代不切实际的幻想，又想利用这种幻想为自己民族伸张旗帜。所以，当他十分虔诚、正式地用四川方言在诗歌节上朗读他关于彝民族诗歌的发言稿时，我不得不说：眼前场面的气氛是“奇怪”的。况且，当得知他的此次出访得到了彝族诗人、评论家发星的支持——物质与精神的，这种“奇怪”的感觉更加强烈。发星和这篇文章的主人公阿索拉毅似乎把出席一次在东部大都市上海举行的微不足道的诗会，看作是一个机缘一次事件——彝族诗歌的一次正式亮相。发星还寄来一大包诗集和刊物——可惜中间出了些问题，被退回，我十分内疚，尤其当我知道，发星用以维持他诗歌城堡的费用是从那并不丰厚的工资中节省出来的。他们的这些举动，让我再一次明白：诗歌是关乎人心的事情，而不是装饰。感谢老刀，向我推荐阿索拉毅——不然，在这个歌星影星满天飞的时代，我们很容易错过这样边缘的诗人。诗歌节结束后，我发现自己已经完全不适应这类活动，尽管对诗歌充满热爱。次日，陪阿索拉毅和他的彝族朋友逛上海，还有我的湖州老乡伊果。我从来就厌恶都市文明，而伊果过着典型的都市生活，阿索拉毅却对我们眼前这个国家整天炫耀的辉煌物质文明无动于衷——几近天真的无动于衷，既不崇拜，也没有批判。我似乎洞察了他身体内部的透明质地。这种质地来源于他的故土——四川小凉山。
五月，在肖水、茱萸搞的第二届长三角诗歌论坛上，有人说了：有个80后少数民族诗人在写史诗。我知道他们在说阿索拉毅。阿索拉毅，这名字就可以让他成为无名者。对汉语来说，“阿索拉毅”只代表一个声音，一个不符合语法的声音，意义被阿索拉毅自己扣留了。他的诗可能也可能是无名的，尤其在国家经济蒸蒸日上的东南沿海。史诗（况且又是民族史诗），早在八十年代就被人划定为“时代的错误”。阿索拉毅再一次把这个问题抛给我们——史诗所要见证的是“时代的错误”，还是“错误的时代”？
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家，我们敢于叫嚷前者，却不敢低语后者。谁敢断然言说时代呢？我们已经被各种宏大的观念包围，“世界”已经裹挟了我们，我们周身束缚，人已不能（或者不愿？）正眼看看世界、听听世界。
这故事怎么会有“机器”等奇怪发骚的词，的
确如今我们对世界的解释不免有些滑稽乱论，
都争着违背当初开辟纯稚的观念，不过偏偏
发疯似的我们都潮涌怀念故人
——阿索拉毅《星图》（二）
阅读阿索拉毅必定会遇到困难。这困难首先和他的词语有关。生为彝人，操持汉语自然不是本分的事，可他确确实实在用汉语写作，而且还说喜欢汉语。他标明“彝民族第一部现代长篇史诗”的《星图》的难度，除了只有彝人才清楚的彝族历史、宗教、神话、传说、典故以及当代人物事件外，还有词语句子的混乱。我必须承认，阿索拉毅的语言天赋极高，但还是和汉语存在一定隔膜，断句生硬，许多词语都是杜撰的，你只能猜测其意义——这样的语无伦次，正是他蛮国诗学的真实血液流淌的结果。他的气血不像中国古典诗人那样控制得井然有序、丝丝入扣，相反，他让它们到处游串，突然喷发，非此，不足以释放其周身的魂灵。他在气血的蓬勃冲涌中，实现了自己的诗学，和彝民族的价值。
阅读阿索拉毅的困难更与他的生存相关。其实，这是任何一名诗人的地平线：语言和生存的吻合。我为什么要在阿索拉毅身上放大这个问题呢？我曾经有段时间在拼命追求世界的整一性，比如在组诗《水，古典，记忆》的结尾处，我对逃离概念分裂、重新返回同一世界充满幻想。当然这只能是幻想，阿索拉毅也发现了“当初开辟纯稚”的时代，这个“纯稚”的时代，在他内心和血液里一定占据源头的位置。这是在2004年，就是他写作《星图》的时候，那时我还深陷现代主义的诗歌语言和意义的沼泽里，分辨不清道路。即使现在，我开始慢慢看透当今时代的各种概念、学说、时尚和价值，甚至逐渐明确了自己对待语言的态度以及语言对于这个混乱、超速世界的澄清、减速作用之后，依然被阿索拉毅折腾得混乱。我感到这是个诗歌的陡坡，上面生长的不是斜风细雨、嫩草疏柳、桃花灿烂、燕子斜飞和诗酒酬唱，而是森林、苍穹、闪电、雷雨和蛮人。我清晰记得当初阿索拉毅要我给他写诗歌评论时，给我发过来的小凉山黑竹沟的网页（并建议我研究一下泰国的民族志）。几天内，我经常逗留在黑竹沟的无人之境。据说，许多商人、士兵和科学工作者失踪在这条峡谷内。这是“禁地”。这样的事物存在小凉山是可能而正当的。
读阿索拉毅，经常会让我时空错乱，总以为我此刻来到了波德莱尔游荡的十九世纪中期巴黎街头，或者是垮掉一代肆虐的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当然，阿索拉毅和颓废派、垮掉派的气质是完全悖逆的。颓废派和垮掉派的“恶之歌”与“嚎叫”浸透了绝望，而阿索拉毅是有抱负的诗人。所以，他更像来自先夏时代的蛮荒部落，来自那个被文化俘获之前，还会舞干戚、追日、食沙饮血的民族。那段时间，我写起了组诗《春秋》，尝试清算我们的历史和文化。这件事情显然是不自量力，信息化的时代，任何精神的努力都会被简化成空洞的符号，况且我感到自己的语言已经慢慢符号化。我感到失败。无以为继。这只能说明我的内在世界还不够强大。我曾和阿索拉毅共处过两三天，那是我在今年四月弄的上海大学诗歌节以及此后陪同他游览城市。那时，我唯一的感受是，阿索拉毅的体内确确实实潜伏着另外一种精神实体，与代表时代主流的都市文明格格不入，这个实体足够强大，令都市浮夸的建筑与价值体系黯然失色。走在上海拥挤的街道上，他不断提起的是他的故乡，川西的一个小乡镇。我丝毫没有陪同旅游的感觉，而是似乎在碰撞另一个国度。我敢肯定，他提起故乡，决不仅仅是怀念，他也许蔑视轻视这种儒弱的“怀念”——“不过偏发疯似的我们都潮涌怀念故人”。
现在让我们记住一个地名：四川小凉山峨边县白杨乡。这不单单是一个地理志或者行政区划上的名词，它是精神的故乡。或者用阿索拉毅的词语叫做“信仰的天空”。
从我打算写这篇文字，到现在动笔，已经两三个月了。我一直找不到一个良好的精神基点：将他的诗歌作为一种诗歌想象？一种地域文化？还是少数民族传统？或者是精神的出路？我最终倾向于后者。可我难以化解自己的处境。我出生在江南，正如很多人诟病的，江南只有才子文化，鲁莽与血气十分稀少。我自然不敢苟同这种轻率的论点。但是，我分明感觉到了自己体内的孱弱与温情。这对我来说是致命的。难以打通自己身上的经脉，如何去领略他人的高深内里呢？所以，这不是一篇普通的诗歌评论。再说，我是不屑于当评论家的。这是我对当今世界的一次考察和暂时的批判，同时也是对自己内在世界的强行梳理，阿索拉毅是我邀请的一面镜子。
“我——是——彝——人”
——《星图》（十一）
阿索拉毅会在山里这样忘我地呼喊。这个声音从小凉山出发，它披挂着小凉山的回音，还有几百万彝民的回声。我对彝族并不十分了解。在西安上学的时候，我最要好的舍友蔡菲是彝族人。当时我对一切非江南的事物充满好奇。这样一个彝族人，让我充满好奇。可他只会说几句零星的彝语，几乎已被完全汉化。这大概是当今许多少数民族面临的问题：汉化。是接受强势的汉族文明洗礼，还是坚守自己民族的生存处境。就像在这个美其名曰“全球化”的世界，中国是放弃自己融入西方设定的“全球化”进程中，还是以东方古国独有的历史经验和西方打交道？这个问题太大了。汗牛充栋的学术论文是不可能解决的。而唯有诗歌可能会在语言的巅峰触及问题最单纯的实质。思辨只会把问题引入圈套、晦暗的陷阱或者智力游戏。只有集万物之力的诗，才会在不知不觉中把问题澄清。答案可能是正的，也可能是反的。可是，阿索拉毅坚决地站到了和时代主流相反的路上，并一往无前地冲去。他的前程多么单纯：
“打破圆寂的山寨，砸烂有序的规则。”在这
时钟瞬间的空虚里，我只盼声东击西地转回原
古洪荒的年份。扛着一把积黑如炭的锄头和晃
动的板斧。
——《星图》（十一）
史诗《星图》可能是他写得最用劲的一篇诗。2004年前后，全国诗坛持续了几年知识分子与民间诗人的争吵渐渐冷却。可“民间”以它天生的边缘立场弱势身份，很快引得了很好的声誉。各种貌似公正的选本是不敢不放入些“民间”代表诗人以显示自己的公正。可是，在二元对立的道路上，诗歌何去何从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大的推进。此时出道的年轻诗人大多被民间更甚者是下半身吸引过去——它直接、简单，容易操作，益出成果，被很多人视为登堂入室的捷径。我承认，2003年左右，我满脑子知识分子与民间的相互对立，而那些更属于诗歌的问题：自我的确立、对现实的穿透、诗歌技艺的增长全被抛诸脑后。生活在小凉山峨边县白杨乡的阿索拉毅也必须面对中国诗歌的现实处境：
而我闲逛在穷途恶尽
的末路上时，背后有人拿着刀枪仗言执语
“饿死诗人。饿死诗人。饿死诗人。”
——《星图》（十二）
伊沙这句20世纪90年代的名言，在21世纪的开头被他自己和一帮信徒重新阅读和炒作，让这句话原有的力量丧失殆尽：对语言和文化中的权力宰制（欧化语言、精神幻体）的解构沦为个人欲望的亲情宣泄。阿索拉毅义无反顾地在这条“穷途”“闲逛”。其悠闲的姿态无非是想拒绝诗坛新崛起的“意识形态”。此时，他说出了多么不合时宜的话：
“再造神话”
——《星图》（十四）
我有必要补充一下：在九十年代诗歌复杂的语境里，“神话”与“反神话”可能是大而化之比较见效的言说方式，他的发明者是我的大学时代业师、诗歌评论家李震，他以彪悍的外貌和惊人的语言才华，深刻影响着我的诗学观念。可我不得不说，在神话与反神话的论述模式里，“反神话”一词存在着严重被误用的情形，尤其是当它离开始作俑者被其他人望文生义地乱用时，其语义一再发生迁移，最后几乎退化为对人之所以为人的一切后天依据的否定。而我一直坚信，人自从开口说话之后，就一直处在各种“神话”之中，包括所谓的“唯物主义”，这是“人”不可变更的宿命。这就是我为什么在2004年要写《韩东论》。李震看了之后，就说：有些地方我不同意。我知道，他指的是哪些地方。
所以，我不在神话与反神话的对立模式里理解阿索拉毅所谓“再造神话”中的“神话”。我宁可把此处的“神话”理解为“现实”。我以为，阿索拉毅想说的是：“再造现实”。既然，“现实”已被最不懂得现实的人掠夺而去，那么，只有“神话”这个最高的词才能替代“现实”。阿索拉毅的“现实”就是他的“小凉山峨边县白杨乡”，还有他的“彝民”身份。从《星图》后面所附206个注释来看，阿索拉毅的气血是深深根植在彝族这一“现实”或者“神话”之上的，他的意识深处游荡着这个民族的全部信息。阅读这首1584行的长诗《星图》耗去我很多精力，而我理解最吃力的部分就是里面的彝族信息。这是另外一个我不熟悉的现实，却是与阿索拉毅休戚相关的“现实”。《星图》确立了阿索拉毅诗的道路和起点，这首长诗的前面二三十段，如同预言，而后面的六七十段则在彝族的“现实”里穿梭，这些我们看来异常生疏的人、神和物，构成了彝族的基本“现实”，没有这些，一个民族如何自立是难以想象的。而《蛮国：鹰角度阐释》等诗，把这条道路忘“现实”的方向推得更远。他深知诗人的任务是用语言建筑民族的“现实”，同时这也是挽留“语言”的良好方式：
生命在词语的历险中芬芳；语言在字词的重构
中生存。
                     ——《星图》（八十九）
阿索拉毅的作品都是大部头。他写完第一篇一千五百余行的长诗《星图》之后，继续写作了《站在小凉山野胸上挖掘黑矿》、《蛮国：鹰角度阐释》、《信仰的天空》、《血的传说》、《骨头诗章》等长诗、组诗（阿索拉毅也写评论，比如他的《蛮国诗歌俱乐部——当代大小凉山彝族现代诗歌长篇评论》，气势恢宏，可我读不下去，我曾和阿索拉毅的四川老乡郑小琼说：阿索拉毅最好不要写那么多评论。我并非贬低他的评论才华，而是我认为，既然心怀雄心要再造一个民族的“神话”，没有比诗歌更好的方式了。如果这个认为“万物始母为雪”的民族已经将它预示未来的雪落在了阿索拉毅的头顶上，那就好好用诗写彝民族吧，让一个民族的“神话”在诗里建造起来）。而我所能见到的他的短诗，只有零星几首。对我来说，这些诗读起来十分缓慢。这既和我不太喜欢阅读长诗有关，更重要的是，他的诗对我来说是十分“奇怪”的，完全处在我的阅读经验之外。
其实，我并不是那么喜欢阿索拉毅绵长的句子和略微有些生硬的词语。可是，我尊重他的诗，以及他的诗所给我的不舒服的感觉。好诗不是一味让人飘入天堂，或许还可以让我们直面地狱——虽然，我不愿意将中西诗歌随意比附——两种差异巨大的东西，如果盲目比附，会消耗掉很多价值。但是，读阿索拉毅的诗，还是让我不由自主地想起波德莱尔，那个19世纪中叶种植恶之花的诗人。让我们读读阿索拉毅是怎么用语言的长矛刺透我们这个时代的：
五十六个民族七十六种语言隐喻的道路倚着祖国的土地感冒
战争的伦理  故国的荣誉  天下的兴旺
混在人文研究室里窃取核弹构成的机密文件
高扬在九十九座巨峰上的蛮国三色旗
时代的列车上继续散播本族土产的思想体系
遥远的部落开采现代文明的病菌疯疯颠颠
——蛮国：鹰角度阐释(分行版）（一）
这个时代充满了幻想，但都是畸形的幻想——当然，这话说给那些在幻想的温床里做着美梦的好公民，恐怕会招致板砖。阿索拉毅的诗不仅仅在刺破畸形的幻想，如上所述，阿索拉毅对“现实”和“信仰”之间的内在关系有着清醒的认识：
在现实的迷境里
谁也绝不能回避它的存在性
这两句诗出现在组诗《信仰的太空》结尾，意味就更深长。在这个对“现实”（彝民族现实）的基础上，再来阅读《站在小凉山野胸上挖掘黑矿》和《蛮国：鹰角度阐释》（有分行版和未分行版之分，从诗学的角度来说，未分行版显然更接近“蛮国”的气质，虽然阅读起来较为困难，就像我们这些文明透了的人无法接近“蛮人”一样），一切就顺理成章。阿索拉毅绘制完彝民族的“星图”之后，就开始深入大地内部，并从另一个角度（鹰角度）俯瞰彝民族生生不息的这片土地。两个角度，以高一低，全面地阐释“彝”这个民族：
挖出一些埋在土质下的陶片
挖出一段藏在岁月里的历史
证明它们存在的价值
和意义
                     ——《站在小凉山野胸上挖掘黑矿·考古》
黑鹰色素种植的灵魂及个性及历史及信仰及无数鹰灵幻化的瞬间
意念编织的蛮国巫镜之面粉身碎骨而无立锥之地
而滴着血泪控述时间改变鹰魂高潮来临的时刻
巫女座在万火力举的向天坟顶端敲下蛮国虚幻的墓钟
——《蛮国：鹰角度阐释》（九）
阿索拉毅写诗的基本工作都在这里了：挖掘“历史”，而挖掘历史，并非是为了让“历史”形而上化，而是让它幻化为无数瞬间和粉末洒落在整个民族的当代生活里，这就是历史的价值，也就是史诗的价值。这些“历史”的瞬间和粉末，是一个民族的“现实”。
我之所以把《站在小凉山野胸上挖掘黑矿》和《蛮国：鹰角度阐释》两首组诗并置在一起，是因为阿索拉毅通过这两首诗的写作，完成了他的基本诗学架构。这里面的两个关键词：“小凉山”和“蛮国”，同义反复，小凉山即蛮国，蛮国即小凉山。就是阿索拉毅所赖以生存的川西那片山区，也是彝族的主要聚居地之一。
至此，“蛮国”成为阿索拉毅的关键词之一，成为他的诗歌根据地，用以反攻这个疾病缠身的世界的堡垒。写作《蛮国：鹰角度阐释》之后不久，阿索拉毅完成了他的《蛮国诗歌俱乐部——当代大小凉山彝族现代诗歌长篇评论》。“蛮国”成为他透视那片土地、那个民族的镜口。他在论文末尾附录了那首《致蛮国诗神们》，这里面一个声音在不断响起：“这—就—是—你—们—的—意—义”！在阿索拉毅那里，“蛮国”乃是一种价值体系，和生命方式：
你们以诗人的名义夷文化的传承者
蛮横狂放爱恋大口地干酒干肉
把自己想象成李白再世屈原还魂
为人类的前途忧心忡忡
为社会的黑暗摇旗呐喊
——《致蛮国诗神们》
所以，我觉得在上海街头无动于衷的阿索拉毅是真实的阿索拉毅。蛮国的诗神们自有一个自己的世界，借此，他们“为人类的前途忧心忡忡”。我们这个流行着“总统、首相、政治、战争、知识分子、饥饿、民主、人权、欧盟、非盟、国家……”（见《蛮国诗歌俱乐部》）这些语汇的时代，并不是他们要的，他们另有所图。“蛮国”对阿索拉毅的意义太重大了。我现在很能理解，在那次上海大学诗歌节上，我给他选定的朗诵篇目是《骨头诗篇》选章，可他还是坚持要再朗诵这首《致蛮国诗神们》。唯有喊出“蛮国”二字，阿索拉毅才成其为阿索拉毅。
到此为止，我已经不打算解读他最近的《骨头诗章》等诗篇了。他的“彝族”书写之路，还会相当漫长，他所作的一切可能还只是一个起点。所以，让这些诗篇永远处在为完成中吧。“现实”永远是为完成的。“民族”也不可能完成。“世界”更是如此。
我再一次回到在这篇文章开始时的疑惑：彝族诗人，并且是宣布“想用诗来表达彝民之真正精神”（《血的传说(残稿)》题记）的彝族诗人，为什么不直接用彝语写诗，写他的彝民族史诗，而改用汉语？这中间自然隐含着时代给予我们每个人的隐秘疼痛。可是，这样的分裂难道不正好是展现伟大痛感的良好时机？同时，也可能是走向胜利的险径。我在阿索拉毅的第一部史诗《星图》读到了这样的句子：
“而我在彝字和汉字沟通的双翼管道里
寻求着感官的刺激，追求着飞扬的文字”
                     ——《星图》（二十三）
阿索拉毅走的就是这个“双翼管道”。如果要胜利，还有比直接打入敌人的营地，更令对方致命的方式吗？虽然，我正好是汉族。可我实实在在感到伟大的汉语如今千疮百孔、隐疾很深。曾经是伟大汉语的标志性名词：“不语”和“无语”，如今已被转换成“臆语”和“失语”。我们手持汉语，对自己的生存无动于衷或者无能为力。所以，好几个月来，我一直谋划着这篇关于阿索拉毅的文字，它不是评论，所以不是对一个诗人的评价，但它如同我两年前写小雅的那篇《文化的尾巴翘在语言的面颊》，是我试图认识和解释眼前这个世界的方式，也是自我认罪的序言。而我真正想说的并非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而是这个世界该是怎么样的。我自然无权为世界立法，我只是用语言拼合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一刻也不曾离我们远去，它时刻在我们周围，只不过，它被我们用各种现实蒙蔽了。
而阿索拉毅只是用他的诗歌，试图把这个我们异常熟悉却几近遗忘“世界”重新拉回身边。只不过，他动用了一个诗人起码的良知：写自己的现实。这个现实，就是他所生长的地方：小凉山。那个被他命名为“蛮国”的地方。在“蛮国”遇上阿索拉毅，决不是遇见印第安或者非洲土著，而是找到了回到我们故乡的向导。他的名字叫阿索拉毅，一个彝族人。他名字中的“拉”是虎的意思，按照彝族的说法，万物由虎身所变。在我即将写完这篇文章回过头去浏览阿索拉毅的诗作，终于发现了最初被我忽略的句子：
我作为蛮国极具巫性潜质的现代诗人
——《站在小凉山野胸上挖掘黑矿·黑竹沟》
“黑竹沟”被阿索拉毅称为“人类修饰在你（指小凉山）身上的奇异彩衣”，就是我答应给阿索拉毅写篇文字时他发给我的网页上的“黑竹沟”。阿索拉毅给我的最初想象就是来自那样一片土地，事实上，他就生活在那里，一名乡政府小职员，一名具有“巫性潜质”的彝族现代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