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古彝文书法刍议

一、关于概念及其他
为什么要提贵州古彝文书法而不提贵州彝文书法或彝文书法？这是因为：1、在滇川黔桂彝族聚居区域，现行彝文还未完全统一，四川通用的彝文是经国务院批准统一规范的现代彝文，与贵州、云南使用的彝文区别大。2、对于滇桂二省区的彝文书法材料，不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我们都未有收集到，只能仅付阙如，无法进行探讨。3、贵州现行彝文究竟与古彝文相去多远，是否有过一个由繁到简或由简到繁的发展？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在研究对象本身还是一个问题时，我们只能暂时放弃，留待将来。
我们主要根据《彝文金石图录》（第一辑，四川民族出版社）、《宇宙人文论》（民族出版社）彝汉文对照本的彝文。就编入《彝文金石图录》（第一辑）的20幅彝文金铭石刻拓片看，有锡、铜、银合金浇铸钟铭1幅，岩刻4幅；南宋开庆1幅，明代成化、嘉靖、万历各1幅，清朝嘉庆1幅，乾隆7幅，道光4幅，其余3幅未记年号；其中墓志铭9幅，修自衢道、建桥梁7幅，记祖宗源流、后裔分支2幅，纪功1幅，宗祠祭祀1幅。这些金铭石刻拓片有部分是彝汉文并存，这为探讨彝汉文书法比较提供了便利。
一些专家和学者认为，西安半坡遗址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中彩陶刻划符号“是中国文字的始祖，它既是汉字的原始阶段，而与彝文的创始溯源可能也有关系。”[1]“彝族文字与汉族文字，同是源而分支。”[2]“彝文和汉文同源，已是为人们所公认的事实。”这扩大了我们的视野，使可供我们探讨的材料扩展到一些出土文物的刻划符号，并为将古彝文书法和汉文书法进行比较性的探讨提供了依据。

二、关于古彝文的起源
关于古彝文的起源问题，由于彝文志书和汉文史志都不清楚成书年代，目前尚无定论，一时也难以得出可靠的结论。据《西南彝志》记载：彝文的创造者名叫伊阿伍，是一个聪明无比，知晓天文地理的人，他创造了彝族文字，并用彝文写了许多历史书籍，但同是《西南彝志》中又记载有恒本阿鲁创造了彝文象形文字的篇章。[3]汉文方志中常把彝族文字称为“爨字”，把彝文典籍称为“夷经”。《滇系·杂载》说：“汉时有纳垢酋之后阿 者，为马龙州人，弃职隐山谷，撰爨字如蝌蚪，二年始成，字母千八百四十有奇，号书组。”《天启滇志》卷三十“爨蛮条”去：“有夷经，皆爨字，状类蝌蚪”。这些记载表明至少在汉代以前彝族文字已经产生。就出土文物来考察，有专家认为：“彝族文字的起源和发展，渊源其甚早。仰韶彩陶刻划符号，既是汉字的原始阶段，而与彝文的创始溯源可能也有关系。”[4]1978年10月至11月，1979年11月至12月，贵州省博物馆在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的中水先后进行了两次考古调查和考古发掘，采集发掘到的188件陶器陶片中有51个刻划符号。除去重复有45个刻划符合，其中43个均刻划在从文层发掘出土的陶器陶片上，年代下在东汉时期上限在战国中期以前，以西汉前期至东汉晚期较多，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这批刻划符号经一些学者研究，认为“初步可释为古彝文，即‘西南夷（彝）经’盛行时代的古彝文。彝族先民早在我国战国以前便有了自己的文字，也就是说，古彝文早在旧中国以前便产生了。”[5]据此，古彝文的产生比汉代更早，也许可以追溯到仰韶文化时期。《彝文金石图录》（第一辑）所载碑刻中最早的一幅是记有蜀汉建兴丙午年号的《妥阿哲纪功碑》，此碑无论形式的书写到内容的叙述都熟练地使用了古彝文，可见古彝文起源于较早的历史阶段，并在很早以前已形成了成熟的体系。有理由承认，造字和写字是共同起始的，而写字正是书法的开端。

三、造字•写字•书法
文字是语言的延伸，是语言的符号，语言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客观事物的抽象表达。所以从一定的意义上也可以说文字是客观事物的抽象表达。从文字发生学的角度看，民族文字大多起源于象形，因为象形文字是对客观事物简明而直接的描述，易于被接受和传播，逐步形成一种共识。只有创造出文字，才谈得上写字和书法。
古彝文是怎样造字的呢？据《大定县志》卷十三“风土志”记载：“安国亨所译夷书九则，内载：阿 唐时纳垢酋，居岩谷撰爨字，字如蝌蚪，三年始成，字母一千八百四十，号曰韪书，即今彝字。文字左翻倒念，亦有象形、会意诸义”。可见，象形、会意都是古彝文的造字法。一些专家和学者认为：“彝族文字和古代汉字的原始形式相仿，都是东方民族土生土长的古老文字，同属表意字的范围”。[6]“原有彝文中，不论是彝族自制的文字，或是借用的汉字汇中，都确实存在象形文字、表意文字。”“彝文在造字和用字的规律，有象形、 指事、会意、转注、假借、形声等特点，仅是形声字不如汉文那样发达。”[7]“彝文的造字方法……不是什么‘利用汉字的“六书”来说明彝文的构造’，而是根据彝文的本身结构通过与汉字‘六书’相互比较予以科学的分析而加以说明的。我们之所以使用‘六书’的术语来称为彝文的各种造字法。也只是因其造字方法与汉文有类似之处。”彝文中“既有表音又有表意的情况，也可以说是彝文有别于汉文的一种独有的造字方法”。，并认为彝文是“单音节的表意方块字”。[8]
由此可见，古彝文造字法不但具有象形、指事、会意等“六书”造字法，还有一种既表音又表意的造字方法。
造字是写字之始，写字（广义地说可以包括结绳、刻划等）是书法之始。应该说，文字的产生是与书法的产生同时并举的，因为写字与书法虽然有区别，但从广义上看，写字就是书法。所以，应该把造字、写字作为书法研究的基础一环。这样，我们对贵州古彝文书法进行探讨，可供研究的材料可以从威宁县中水出土的刻划符号开始，时限可以上推到战国时代以前，下迄《彝文金石图录》（第一辑）收灵金铭石刻拓片的下限时间清朝道光年间。同时，通过比较研究得出彝文、汉文同源，在造字法上有类似的观点，提示和启发我们，在古彝文书法的探讨方法上可以引汉字书法研究作为参照系。

四、从现有的金铭石刻看古彝文书法
1、古彝文金铭石刻数量多，分布广
仅编入《彝文金石图录》（第一辑）的就有20幅，实物分布在大方、毕节、纳雍、水城、六枝等县（市、特区）。此外，大方县民族古籍文化抢救编译组1980年以前的调查统计，大方县境内已发现的彝文（彝汉文）碑刻就有203块，[9]纳雍县民族古籍翻译组1990年以前的调查统计数字表明，纳雍县境内已发现的彝文（彝汉文）碑刻就有50余块。[10]赫章县列入《贵州文物概况一览表》的彝文碑刻有5块。[11]最新的统计数不止这些，就目前笔者所掌握的情况来看，贵州彝族居住地区的各县（市、特区）都或多或少发现了古彝文（彝汉文）碑刻。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威宁中水发掘出来的陶器陶片刻划符号能用古彝文识读出来，为我们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古彝文研究材料，对彝文书法史研究尤为宝贵。

2、古彝文书法的点划形质、用笔、字形结构和章法布局
每一种文字符号可以说都是以点和线为基础的。点和线反映在书法学中就是点划形质，是构成一个字的基本无素。前引汉文史志中称古彝文“状类蝌蚪”，“字如蝌蚪”，都是就彝文笔划的点线形质而言。陈鼎《蛇谱》记载：“杨升庵先生留寓滇中数十年、通彝语……译黑新逵《西南列国志》八百卷，载蛇状甚详。”有专家认为：“爨字状类蝌蚪，陈鼎以为如索状，当是指字体笔划弯曲形象如蛇而言”。[12]且不论这一论点能否立得住脚，我们从书法的角度以《彝文金石图录》（第一辑）所载金铭石刻来作映证，古彝文字体笔划弯曲“形象如蛇”、“状类蝌蚪”并非虚谈，而是确凿无疑的事实。至少在古彝文的创始时期和一个相当长的发展时期情况就是如此。《西南彝志》、《宇宙人文论》等彝文古籍的字形特点也可以映证这一事实。这些说明古彝文书法的点划形质特点之一是大量使用“状类蝌蚪”、“形象如蛇”的弧线和曲线。弧线和曲线构成了古彝文书法的基本元素，形成了彝族古文字的基本面貌。同时，古彝文还具有点、横、直、撇等一些基本笔划，其基本情况可以从下表中反映出来：

（表略）
资料来源：席克定《试论彝族文字的形成和类型》[13]

从上表所列的基本笔划的情况看，古彝文的点划形质是比较丰富的。然而从《彝文金不等不靠科录》（第一辑）中的金铭石刻文字的笔划分析，上表所弄折划在众多碑刻中已转化为弧线或者曲线，折的使用较少。横划和直划的运用与比较多。横、直、弧、曲四种笔划是构成古彝文的基本元素，其中尤以弧线、曲线两种笔划最为突出。
关于用笔问题，如果从总体上来概括古彝文书法的用笔是没有实质意义的。因为行、驻、提、按、顿、挫、使转等用笔方法，每一个书法家，每一块碑刻都有不同之处，是中锋运笔还是侧锋运笔，因为碑刻的风蚀也不能作出定论。用笔的探讨，只有结合到每一书家、书体（碑铭、石刻等作品）来分析才有实在意义。这仍然有待于更多的研究者共同研讨。
古彝文书法的字形有圆、扁（如汉字隶书）、长（如汉字篆书）、方（如汉字正楷）几种，就《彝文金石图录》（第一辑）所收20幅金铭刻石分析，《妥阿哲纪功碑》、《成化钟铭文》、《长寿桥碑记》（岩刻）、《总机氏墓石》以圆形为主；《拦龙桥碑记（岩刻）、《何家桥碑》、《杨天一墓石》（石刻）《李氏墓碑》、《安玉奇墓碑》等则是比较标准的扁形古彝文；《杨氏宗源纪念碑》则是长形古彝文的代表作；而方形古彝文可以《水西大渡河建桥碑》为典范。或许有读者要问：这里所说的圆、扁、长、方等字形概念所指的是古彝文的楷书、行书、草书还是篆书？古彝文有没有象汉文书法那样分为篆、隶、真、行、草等字体？从目前掌握的材料看，无论是《彝文金石图录》（第一辑）的金铭石刻字体，还是《西南彝志》、《彝族源流》、《宇宙人文论》、《彝族诗文论》等典籍的手抄本字体，都绝少笔走龙蛇，龙飞凤舞的“草书”，也没有象汉字那样在用笔、结体、字形各方面都截然有别的“篆书”和“隶书”。古彝文金铭石刻和手抄卷册的书法都是一笔一划地书写的“正体字”，至多夹杂有一小部分略微带笔的“行楷”（按：在本文中借用一些汉字书法的概念，意在借鉴其分析方法）。至于说古彝文书法的发展是否也象汉字书法的发展一样也有甲骨文、篆文、隶书、楷书、行书、草书等历史发展阶段，由于尚缺乏充分的材料，还不能确定，更不是这篇文字所能承担的任务，如果必须给贵州古彝文书法字形作必要的概括，从碑铭和手抄本古籍的情况看，可以这样说：扁形字体是贵州古彝文书法的主流。[14]（从现行的贵州彝族文字看也主要是扁形字体。这是和四川现行的长形彝文是有明显区别的）。
由于古彝文“造字方法的基本特点又是以‘部首’为主导”。[15]古彝文书法的字形的布局和结体也有长、短、编、斜、大、小、疏、密、堆、插、并、向、背、弧、单、圆等，但在这一点也和用笔一样，只有结合具体的书法和作品进行分析，才具有实意义。至于每个字的书写顺序，基本上遵循了从左到右、从上到下、先外后内的古彝文书写规则。
谈到章法布局，从《彝文金石图录》（第一辑）中可以看到贵州古彝文书法总的章法结构是遵循每行字从上到下，每幅字（碑铭）从左到右的规则。就个体作品而言，《妥阿哲纪功碑》在疏密适当方面，《水西大渡河建桥碑》在规范严整方面，《长寿桥碑记》在松散自由方面，《扯垲箐碑记》在紧凑严密方面，《李氏墓碑》在大小主次严明方面，《成化钟铭文》在潇洒风致方面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历史的发展，彝汉文化交流日趋频繁，汉文书法的章法结构对古彝文书法也产生了影响，使一些彝文碑刻在布局上也采用了每行字从上到下，每幅字从右到左的章法。但每行字从上到下每幅字从左到右是彝文书法的章法特点，汉文史志中“文字左翻倒念”的记载也证实了这一点。

3、关于贵州古彝文书法的风格和体系
同一种文字的书法作品，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风格，不同的书家有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字体也有不同的风格。以汉文书法为例，殷商甲骨文、秦篆、汉隶、魏碑（魏书）、唐楷都不相同，都是不同历史时代与不同字体的不同风格。即以唐楷而言，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颜（真卿）、柳（公权）等不同书家也有不同的风格特色。正是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书家，不同的字体汇成了汉文书法多姿多彩的万花筒，形成了不同的风格和体系。
从《彝文金石图录》（第一辑）收录的金铭石刻看，贵州古彝文书法在字体体裁上只有相当于汉字楷书的“正体字”一种，至多有少量略微带笔的“行楷”，但这仍然可以归入“正体字”一类，即使是威宁中水陶器陶片上可以识读为古彝文的刻划符号，似也可以归入“正体字”一类。因此，就字体体裁而言，贵州古彝文书法风格比较单纯，形成的字体体系也是单一的。
《彝文金石图录》（第一辑）所收20幅碑铭中，有12幅是清代的；1988年前大方统计到的203块彝文碑刻中，有144块是清代的，前述赫章发现的5块彝文碑全是清代的。据此可以推测，在清代贵州古彝文碑刻书法曾经有过一个繁荣时期。[16]碑刻的繁荣必然带来书法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形成书家书体的丰富多彩。但要对众多碑刻中各书家书本进行分析和归纳，却是本文力所不能及的事。

4、实用的书法和抒情的书法
把书法分为实用的书法和抒情的书法是机构的，在这里使用这样一种提法，无非是为了行文的方便，从掌握书法作品的两种比较突出的特点来对书法作品进行分析。
可以说，写字是实用的书法，它的目的是重在实用，是为了交流、传播，所以写字以“达意”为主。而我们通常所说的书法，比一般写字要具有更多的审美特征，综的目的重在审美，是为了寄托、发泄，所以书法以“表情”为主。
那么，从《彝文金石图录》（第一辑）收录的碑铭来看贵州古彝文书法，是实用的还是抒情的呢？如前文所述，由于贵州古彝文字体体裁是“正体字”，使它的线条形成为一定的规范，限制了抒情功能的发挥。唐朝孙过庭的《书谱》说：真以点画为形质，草以使转为性灵。可见汉文真书（与古彝文“正体字”相当）的点划形质主要是符号的功能，因为真书的点划主要是直线。而草书的灵魂是使转，使转以曲线形式为主，它已经是审美的功能。因此，字体体裁乃至构成一个字的直线和曲线等元素，在表情达意方面功能是各不相同的。贵州古彝文碑铫的“正体字”书法，它的功能主要是符号的功能，是为“达意”，也就是说，它主要是实用的书法。这里说“主要”，因为并不排除其审美功能，从《妥阿哲纪功碑》的潇洒简练，到《水西大渡河建桥碑》的法度森严，古彝文书法在注重审美功能方面已经明显地体现出来，其“表情”的功能也显现出来了。
从一定的角度上说，“实用”主要是从创作者一方面而言。如果从接受者（或审美者）一方面而言，可以这样讲：一切书法都是抒情的。况且，创作者注重实用的同时只要稍微注意审美表达，他就踏进了抒情的门槛，不管这样做究竟是了他的表情才能还是发挥了他的表情才能。
线条的美感问题，一直是中外美学研究的一个问题。席勒认为下所所表现的线组合是最美的：(图略)
其原因是：不断改变运动方向的线条是“超越任何目的束缚而飞翔于美的崇高的自由王国”的“自由活动”。[17]在这里，席勒接触到线条艺术表情达意的本质，他的理论已经触及到了抽象形式的审美价值。在席勒的图式中，直线主要起着平衡作用，而运动的曲线如果是平衡为主那它就是审美的，或者说是具有审美价值的。曲线是具有美感的线条，是具有较强抒情的线条。我们在前面的探讨中，对古彝文的点划线条进行归纳和抽象，提到古彝文的点线线条以弧线和曲线为主的结果。所以，从创作者主体一方面来说贵州的古彝文书法主要地是实用的，但主要以弧线和曲线为基本元素构成的贵州古彝文书法本身就具有较强的审美功能的抒情功能，因此它们也是抒情的。

5、生存的体验与生命的颂歌
从上面的论述，我们知道，居住在贵州境内的彝族先民，在很早以前就创造了古彝文，并且至少在蜀汉时期形成了完整的古彝语文体系。造字和书法是并举的，古彝文创造之始，也是古彝文书法之初。虽然古彝文书法的字体体裁比较单一，字体体裁风格也比较单纯，要形成完整而又丰富的彝文书法体系还有待进一步发展，但它开创彝文书法“源头活水”的伟大贡献功不可没。
与汉字书法相比，古彝文书法不及汉文书法那样多姿多彩，丰富多样。但就书法的本质而言，都是对生存的体验和对生命赞歌。所以，形式美的差距，并不能说明也不能等于本质内涵存在差距。古代彝族人民创造古彝文时，他们从中体验到了生存的质量，智慧的力量，他们从中发现生命的价值，以及生命价值的升华和延展。建立了功勋，书一块纪功碑；修桥筑路，书一块修桥筑路碑；安葬死者，书一块墓志铭；敬畏神灵，铸一口钟；……通过书法及其表达的内容，同样从中体验到了生存的价值，生命的升华和延展，虽然在形式上还不完美和丰富，但“在书法艺术中只有从自心内引发出来的形式才是被当作是真实的或可靠的，因此，书法艺术的精神所在，并不常常用‘美’来形容，书法艺术表现的倾向呈一种机体的美（organic beauty）或生机的美(ritalism)而不是唯美的美(aesthetic beauty)或形式的美(formbeauty)。就是说书法更主要是存在于一种活生生的生命领域中而绝不仅仅是在形式领域之内；绝不仅仅是在诸空间形式构成上，而更主要的是栖息在生命的直接而实在的体验之中――虽然对这种审美经验的感受正是存在于对形式的专注观照之中。”[18]古彝文书法艺术，正是古代彝族人民对生存价值的体验和对生命价值的升华和延展的颂歌。

--------------------------------------------------------------------------------
[1] 余宏模：《试论彝族文字的起源和发展》，见《凉山彝族奴隶制》1978年1期。
[2] 席克定：《试论彝族文字的形成和类型》，见《贵州民族研究》1981年3期。
[3] 《西南彝志》卷九、卷十，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
[4] 余宏模：《试论彝族文字的起源和发展》，见《凉山彝族奴隶制1978年1期。
[5] 王正贤、王子尧：《贵州威宁出土古代刻划陶文研究》（未刊稿）。
[6] 余宏模：《试论彝族文字的起源和发展》，见《凉山彝族奴隶制》1978年1期。
[7] 陈英：《试谈彝文典籍的学术研究价值》，见《贵州民族研究》1980年1期。
[8] 丁椿寿《论彝文的类型及其超方言问题》，见《贵州民族研究》1981年1期。
[9] 参阅本书作者著的《贵州纳雍县境内彝文碑刻》，见《贵州彝学通讯》1989年总第2期。
[10] 李开友：《纳雍彝文碑》，见1994年11月2日《贵州日报》。
[11] 王子尧：《丰富多采的赫章彝族文化》，见《苗岭风谣》1993年1期。
[12] 余宏模：《试论彝族文字的起源和发展》，见《凉山彝族奴隶制》1978年1期。
[13] 席克定：《试论彝族文字的形成和类型》，见《贵州民族研究》1981年1期。
[14] 有学者认为彝文石刻“巨篆深刻无人知”，余宏模同志发表于1983年二期《贵州文物》上的《济火碑与济火碑史实探证》一文对此作了辩证（《济火碑》即《妥阿哲纪功碑》）。
[15] 丁椿寿《论彝文的类型及其超方言问题》，见《贵州民族研究》1981年1期。
[16] 参阅本书作者《贵州纳雍县境内彝文碑刻》，见《贵州彝学通讯》1989年9月总第2期。
[17] 参见蒋孔阳译席勒《审美教育书简》，转引自《书法学》（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第725－726页。
[18] 陈振濂主编《书法学》第621－622页。


文章来源：彝学网

什么时候才能统一彝文呢？？？

回复 思想谱写辉煌 的帖子

这个似乎不是很重要啊！
因为现在没多少人在做这件事情

古彝文迄今为止还没有输入法？这应该是早就解决的问题。

回复 彝人空间 的帖子

三年前云南就已经有了，但是他们只是内部使用，没有推广！
现在也有好几个项目在做，但是不知道具体结果会如何啊！

古老的彝族文化要跟上时代的步伐，还得年轻一代的族人努力啊！
话说回来，即便有古彝文输入法了，会使用的人也寥寥无几，除非从相对集中的彝区中小学开始推广彝文课程。5年前曾想给地方教委写过把彝文课程列入当地教学的建议书，现在想来真是笑谈了。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