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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语方言文化气质与彝族“书同文”构想
胡建设
（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
摘 要：彝语是一种成熟的语言体系，由于迁徙以及某些特殊历史因素的影响，彝语又形成了六个大方言区，各方言之间无论是文字，还是语音、词汇都存在一定差异。受地理因素以及语言方言自身结构的影响，各方言相应的具有其专属的文化气质。本文拟从彝语方言现状出发，就各方言之间形成一种“超方言”的构想从地理环境、彝语方言结构等方面进行彝语方言文化气质的探讨，并在此基础上就彝语“书同文”的构想提出一些思路和想法。
关键词：彝语 书同文 文化气质
从彝族远祖到现在，彝族共经历了哎哺、尼能、实勺、米靡、举偶和六祖六个时代。根据彝族父子联名的联名谱系，《西南彝志》卷三《哎哺九十代》记载了十九个哎氏族[1]，又载“哎穆穆氏族传了十代”，人们“心里想，口里讲，手上写”，另第七卷载“密尼莫姑娘，有条有理的讲述；叹博耿舍哲，得心应手的书写”。上述引文中所“写”的，正是彝族先民留下来的彝族文字。由于迁徙、分支[2]等历史原因，这种语言便随着历史环境的改变而发生了应有的方言性演变。
方言是一种语言的地方变体，特别强调了它是某一共同语的分支。由于受到地理因素、历史人文因素的影响，彝语方言与方言之间除了共同的因素外，在文字，语音、语调、词汇等要素方面存在一些差异，特别是在语音和词汇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
一、彝语概括
根据彝族的分布区域、支系历史关系、自称或他称等文化因素，以云南中部为中心，彝语可以划分为东部方言、北部方言、中部方言、南部方言、东南部方言和西部方言六大方言区。彝语六个方言区是各自有差异的，但是在地域上又具有交叉性特征。
1．东部方言
东部方言区地处乌蒙山脉，主要分布于贵州毕节、六盘水、兴义等地区；云南东北部40多个市县；四川古蔺、叙永等县。东部方言区内又有次方言、土语、次土语等划分，土语如水西土语、乌撒土语、茫部土语等，方言区内大部分可以互通。
2．北部方言
北部方言主要包括以西昌为中心的圣乍土语、以美姑为中心的依诺土语、以布托为中心的所地土语等，分布在凉山地区、马边、峨边以及甘孜、攀枝花的部分地区，同时包括云南丽江地区的宁蒗等县。
3．中部方言
中部方言分布于云南中部的大姚、姚安、双柏、南华、南涧等地区，楚雄、永仁等地区也有部分彝族使用南部方言。中部方言区自称哩颇（li33pho21）、倮倮颇（lo33lo33pho21），约占彝族人口的百分之八。
4．南部方言
南部方言区分布于云南南部地区，与中越、中老（老挝）边境相连。南部方言区人口约占彝族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自称呐苏普（ne33su33phu21）或（lo31lo33）。
5．东南部方言
东南部方言分布于云南东南部地区，该方言区分撒尼土语、阿哲土语、阿细土语。东南部方言区彝族自称尼（ni21）、阿哲（a21ʦe21）或者阿细（a21ɕi55），约占彝族总人口的百分之八。
6．西部方言
西部方言主要分布于云南西部，包括巍山、南涧、弥渡、祥云、宾川、漾濞、保山、景东等市县。自称腊噜巴（la21lu22pa21）或者倮倮颇（lo33lo33pho21），约占彝族人口的百分之六。
上述理论上的方言区划分反映了彝语分布的一个基本情况，在发展和运用方面，各方言区自成系统，各自为政，进行规范化使用，使得各方言之间模糊的交叉地带逐渐消失，将彝语分割成为名副其实的“方言区”。
二、彝语文化气质论
一个民族具有其独特的文化，从而形成其自有的文化气质。语言是民族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因此语言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如白族与白语，纳西族与纳西语，藏族与藏语等，彝语也具有鲜明的彝族的民族性。
传统语言学一般认为语言的民族性是指语言结构的特殊性，也即语音、词汇、语法所具有的特点。其实，语言的民族性“还应该包括语言的文化气质”[3]。因此，语言的民族性包括了语言的文化气质，而语言的文化气质就是语言的民族性在语言与语言之间、或某种语言的方言与方言之间的具体体现。
关于语言的文化气质的定义，张公瑾先生在其《语言学发凡》一书中是这样说的：
语言的文化气质是指一种语言在交际过程中使说话人与听话人双方在心理上得到的感受，这种感受一方面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一方面则是由于语言结构各个方面综合作用而显露出来的。一种语言与另一种语言具有不同的文化气质，同时一种语言各方言之间也会存在这种文化气质上的差异。[4]
语言的文化气质是一种很难定量、定性分类的语言特征，但是正如人的气质有不同的类型一样，我们可以将语言的文化气质划分为五类[5]，即“强悍型、庄重型、敦实型、活泼型、娇柔型”。当然，这种分类并不是说将语言划分为界限清晰的某种类型，而只是一种模糊地概念性的分类。实际上多数语言特别方言都应该属于混合型，而不是纯粹的单一类型。
根据上述语言文化气质的定义，我们可以将彝语的文化气质解释为人们在使用彝语的过程中，听说双方的心理感受，而这种感受同时受到了周围环境和语言结构综合作用的影响。这种感受首先是对于彝语而言的，而彝语又是以各地方言来具体体现其文化气质的，所以上述两方面的因素具体影响到的是彝语的各个方言，使得彝语在各方言区形成了区别于彝语其他方言的文化气质。
语言的文化气质的形成是受多方面因素影响的，正如语言交际的相互感受的影响因素一般，彝语方言以及彝语方言文化气质的形成也受到了地理因素以及语言结构的影响，但是其根本因素在于人们生存的自然环境。
1．地理因素与彝语文化气质
地理环境与人们的生存生活息息相关，为人类生产提供了各种基本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包括地形、气候等影响人类自然属性的根本因素以及土地、矿藏、动植物等影响人类社会属性的因素。对于彝语方言的形成，生存环境中地形、气候等因素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自从六祖分支以来，彝族经历了两千多年的迁徙，从云南北部地区四周拓展，在方圆一千公里的土地上繁衍生息，从而形成了今天彝族分布的基本格局。彝族每一次大的迁徙，都会对彝语产生重大的影响，其根本原因在于迁徙后彝民居住的地理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
从语言学理论上，彝语被划分为六个方言区，结合地理环境等因素，我们可以将彝语环境分为三个大区，即以乌蒙山为中心的东部方言区（包括东部方言、东南部方言和中部方言）和以哀牢-无量山为中心的南部方言（南部方言和西部方言）区以及以大小凉山为栖息地的北部方言区。彝族三大地区分布是早在六祖分支时期即已经形成的基本格局，经过两千年的发展变化，各地自然条件的差别使得彝语各大方言之间存在一定的文化差异。
2．彝语语音、词汇与文化气质
彝语是随着彝族的迁徙而发生变迁的，彝语语音变化、词汇丰富受到自然条件变化的影响，同时历史时代的文化因素也制约着彝语的语音和词汇的变化。颜之推在《颜氏家训·音辞篇》中说道：
南方水土柔和，其音清举而切诣，失在浮浅，其辞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沉浊而讹钝，得其质直，其辞多古语。
颜氏之语，透彻地说明了环境对语言的影响，并且将环境与语音、词汇都联系了起来。当然，他的话是说汉语南北方言差异的，其评论如何且不计较，但这说明了地形对汉语方言文化气质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
上文说到彝语方言三大区的状况，彝语三大区均以各大山川为中心，因此在地形上基本相似，但是由于南北纬度因素，在气候方面，各地差别较大。东部地区主要为乌蒙山脉，处于云贵高原东侧，纬度居于南北方言区之间，气候温和湿润。因此彝语东部方言区语言温润中和，多典雅而庄重。根据彝语文化气质分类，我们可将东部方言归入庄重型彝语。并且受到气候等自然条件影响，彝语东部方言词汇丰富多彩。
北部地区地处高纬度的川藏高原（横断山脉）东侧，区内山川纵横，海拔较高，气候温凉，地表单薄而脆弱。因此彝语北部方言紧喉元音较少，语音清越，活泼多变，因此其语言气质可归为活泼型。同时由于受到较为单一的自然条件限制，其语词汇较东部方言少。
南部方言纬度较东部和北部方言低，地处无量山、哀牢山以及红河谷等地，高温多雨，自然环境丰富多彩。因此彝语南部地区方言语音短促浊重，其词汇较东部方言少，表现为敦厚型语言气质。
由于受到自然条件因素的影响，彝语各方言表现出了一定的文化差异，有其在语音方面表现更为突出。另外，在文字方面，各地因自然因素影响，也各有差别，彝语东部地区受软笔书写的影响，其文字字形、笔画饱满圆润，表现出了与其语音的庄重型一致性的气质特征。彝语北部地区方言的文字受自然条件限制，字体硬直清瘦、活泼多变，同时也表现出了与其单一自然条件相适应的单一性。彝语南部地区字形多菱形、方形和三角，表现出了与其短促敦厚的语言气质相一致性的特征。
3．彝语方言差异的原因
彝语虽然有方言性气质特征，但是这些方言始终属于同一语言。并且上述六大方言的划分并不排除自然因素之外的其他原因，所以上文在分析彝语方言与文化气质关系时着眼于周边环境以及语言本身的自然因素而排除了其他社会因素。方言性是一种语言的自然属性，是语言在其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产物。
造成语言方言、土语形成的另一方面是社会因素。彝语方言的形成出来自然因素外，还存在一定的社会因素。但是基于彝语是一种单一的系统的语言前提下，这是因素都是可以克服和排斥的。
首先是自然因素。自然因素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人们的生存环境，一是语言本身。彝语的发展受到人们生存的自然环境的制约，从而导致了方言性变化。如上文所说，高纬度地区的形成了彝语北部方言区、中纬度地区形成了东部方言群、低纬度地区则形成了南部方言群。同时彝语方言的形成还受到地形地貌的影响。如彝语东部方言群地处云贵高原东侧、而北部方言区则处于川藏高原（横断山区）东侧，二者地向地貌多有不同，前者处于向高原过度阶段，山体连绵深厚，后者受横断山脉以及区内川流影响，峡谷丛生，地表脆弱。因此各自不同的生存环境，自然形成了不同的语言气质。由于受到自然条件的影响，语言本身也会发生变化。语音演变最为突出，词汇也演变为反映地方特色的语义群，词语的语意场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影响彝语方言差异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社会因素。由于彝族的特殊社会结构，影响彝语方言的社会因素可归纳为三个方面。
第一，阶层行为。彝族文字主要掌握着社会高层手里，掌握祭祀的毕摩在某些时候并不一定遵循社会规范，为了竞争和保守自己的独特性，毕摩阶层或会对宗教经典进行加工，从而导致了文字和语音的转变。
第二，家支家族行为。彝族传统社会以家支家族为生存单位，并常常因种种原因发生械斗。一个家支一般都有自己的约定俗成的语言特征，这必然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形成语言隔离，从而加速了彝语的方言化和土语话，形成了“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的现象。
第三，政治集团行为。云贵彝族地区都曾出现过一系列的军政统治集团，有如南诏、罗甸、夜郎、水西等。他们在辖区内都对语言文字等进行过一些规范，彝族民间神话传说中关于造字的故事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彝文不是显然不是由某一个人完成的，而是在后来的使用当中不断对其进行丰富和完善，其间应不乏对其进行规范的行为。直到现当代，这种规范的行为一直在进行着，如“凉山彝文规范方案”等，都是在一定集团内对彝文的规范和整理，所不同只在于是否推动了彝文的进步和发展，甚至有的行为还阻碍了彝文“书同文”的进程。
三、彝语“书同文”的构想
虽然彝语存在方言甚至次方言和土语，受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影响，形成了方言性语言气质，并在语音、词汇和文字等方面都存在一定差异，但是这些都不能否认彝语作为一中单一的系统的独立语言，并且这些方言性语言气质都是彝语内部的差异，因此这种气质差异不是不可逾越的沟壑。相反，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进行规范和统一，实现彝语“书同文”。因为彝文的根本是一直的，而且一个民族也应该只使用一套统一的文字。
彝文是一套由象形文字发展、完善的意音文字。彝文同样来源于图画，然后发展成为象形文字、像意文字和表音文字。彝文在造字之初，经由象形文字发展为像意文字，之后采用上下左右的换位法（转位法）、增补法（词根词缀）等方式造字。除此之外，彝文还采用了引申义来扩大词汇的表意功能。由于受到字数的限制，彝语大量使用假借字来满足语言的需要。由于彝语方言众多，假借字使用广泛，且滥用、错用假借字也普遍存在，从而造成了彝文变体字、异体字百出，彝文经典难通难读的现象。
虽然彝文存在上述错制滥用的现象，但是由于采用合理的造字法，彝语根本词汇的变化并不大，在各大方言区都能挖掘出彝语根本词汇，并且在语音和形体上都没有什么变化，这就是彝文杂一定条件下能够实现“书同文”的基础。
彝文“书同文”思想的提出，已近半个世纪。前辈学人曾多次就这一问题进行过激烈的论证，著名学者马学良先生也曾在这方面呼吁过，他在《试论彝文“书同文”的问题》彝文中就彝文“书同文”的问题提出了“六点原则”，后又再次就彝文“书同文”的问题在《再论彝文“书同文”的问题——兼论彝文的性质》一文中对彝文“书同文”问题补充了“四点说明”。
这“六点原则”分别是[6]①从较古碑铭和刻本文献中辑录文字；②从较古的木刻本、手抄本中用字较为规范的文献中辑录文字；③辑录各地的传抄本，找出异体字和别字；④假定①②为正体字，把③排列在各正体字之后，以作比较； ⑤辑录使用频率高、分布广泛的文字作为初步入选的规范文字；⑥分析异体字的原因，取其合理者之多数，设想为共同假借字。不难发现，马学良先生的设想是以古老的文献中载录的文字作为“书同文”的规范字，并且强调，彝文规范必须符合彝文的本质特征，不能抛弃彝文表音表意的意义文字的实质。在此之后，马学良先生在《再论》中再次关注“书同文” 的问题，并对上述“原则”进行了补充说明[7]：①选取标较古文献的流传地和传抄地作为准音点和基础方言；②在历史上彝族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选择较为著名的彝文文献选取文字作为规范用字；③部分惯用的方言借字可以酌情保留，有的假借字则可以恢复使用本字；④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字符号须随着语言的发展和进行必要的增革。
马学良先生的“六点原则”和“四点说明”，无疑是在彝文工作者多年努力论证的基础上提出的，这些“原则”和“说明”表达出的“书同文”的构想符合彝文规范的实际。当然，构想始终只是构想，或有许多现实因素阻碍彝文“书同文”的全民愿望。如在此思想指导下，并且结合彝语现状，多方努力，彝文“书同文”是可以实现的。
作者：胡建设（苏月飞阳） 电话：132-6932-1491
邮件：syfyang@163.com
单位：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
作者信息：苏月飞阳，1984年生，贵州盘县人，学名胡建设。2008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宗教学专业，同年升入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攻读中国古典文献学（彝文文献方向）专业研究生，致力于彝族文化的学习与研究。
参考文献：
1.张公瑾.文化语言学发凡.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12
2.陈国光.中国彝学（第三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11
3.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院. 马学良文集（中）.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7--------------------------------------------------------------------------------
[1]
哎哺时期，是彝族基本形成的重要时代，哎哺联名谱系计360代，计7200年；尼能时期，《西南彝志》卷十七《尼能世系》载：“尼能认生产，如鸽子初现，先产哎与哺，哎变而为尼，哺变而为能。”这时彝族社会已经进入巩固和完善文字和社会制度的时期，这一时期彝族建立了完善的君、师、臣、匠、士、民的等级制度。据《彝族源流》卷七载，尼能时期共传81代，计1600余年；据《彝族源流》卷六载，彝族历史上第三个时代实勺时代共传80代，计1600年；米靡时期，这一时期是彝族的大分支时期，对彝族后世以及彝族族体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据《彝族源流》卷四、卷十二载，彝族历史上的第四、五个发展阶段米靡、举偶时代共经历了34代，传600余年。在这一时期，彝族社会等级制度进一步完善，统一了历法，规范了祭祀，出现了土地争夺战争，战俘和奴隶出现，彝族社会开始进入奴隶社会；彝族历史的第六个时期即为六祖分之后至今的时期，传100代，计2500年。张纯德. 彝族祖先笃慕研究. 中国彝学（第三辑）. 第154页.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9.11。
[2] 彝族历史上曾经过多次大的分支，每一次分支都会给语言带来巨大的冲击，其中对彝族产生重要影响的三次分支都发生在希慕遮至笃慕的这31代之间，第一次是道穆尼时的分支，共分出8支；第二次是在第29代武老搓时，分出12支，也即著名的“雪子十二支，十一过河变”的来源 ；第三次即是第31代阿普笃慕时期的“六祖分支”。
[3] 张公瑾.文化语言学发凡.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12,P66
[4] 同上,P65
[5] 同上,P67
[6]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院. 马学良文集（中）.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7:P22
[7] 同上，P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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